历史的荒原黄奇逸《自我介绍》及《历史的荒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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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往复论坛

作者：黄奇逸

发布时间：2004-04-08

中国的知识分子素有“老九”之称，这种划分据说来自元朝：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民，六商，七丐，八妓，九儒，十盗。其实，“老九”这样的称呼早就已经过时了，因为知识分子的地位早已不如盗贼。我们现在的盗，已经非同小可，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几百万还算不上大盗；即便是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如小偷之类，弄个百、千、万元的，也毫不费力，简直如烹小鲜一般容易。凡此种种都说明，盗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那么同样地，儒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他的地位早就连“老九”都望尘莫及了。假如现在来一个英雄排座次，恐怕他是难以排上号的。

在中世纪，还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虽然不见得完全是事实，但既然这么说了，总还是有些根据的吧。后来的历史不断地进化，可是，让人奇怪的是惟有儒的地位不进化，反而是退化了。1949年前的教授，一般都有自己的楼房，保姆有好几个，有看管孩子的，有负责做饭的，有负责洗衣和卫生的。1949年后，教授变成了人民的一员，当然就不应当再有这样的特权了。那时的教授月工资是300元，虽然不能与解放前相比，但还算是比较高的，因为当时一般工人的月工资也只是十几元。现在教授的工资虽然上升到了2000元左右，可是按可比价格计算，实际却降了很多。北京师大杨寿堪教授尝云：“文革”前的300元可以买1000斤上好的带鱼，但现在的2000元却只能买几百斤！所以，现在的儒，不用说“颜如玉”，光不了棍就算幸运了，因为“颜如玉”都一江春水向钱流去了；不用说黄金屋，有个石头屋已属不易。

总之，是教授越来越多，而带鱼却越来越小。

可是，就是在知识分子连“老九”也排不上的困境下，竟然有许多人想当“老九”，差不多有点头脸的人都有教授的称号。这些人无论从其职业还是其精神状态来看，本来不是学者，但却都有着教授的头衔；有些人虽然操着学术的职业，但却全无半点学者的风骨。这样的人，我把他们称之为“伪学者”。教授，一般是在大学里才会有的，但现在却是各个领域和行业中都有，大概只有乞丐行业中还没有教授职称吧。——之所以说是“大概”，是因为也可能有，我们不知道罢了。

伪学者之一种就是某些有钱的人（能否称得上“企业家”还是有待考察的）或个体爆发户。他因为有了些钱，但却缺少知识，于是就想有知识。怎么样才能有知识呢？那当然是要有个教授甚至博士之类的头衔，一旦有了这一类头衔就等于有了知识了。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了钱，就等于有了一切。有报道说有人曾经用钱买官，居然能够成功；那么买知识就更容易了，知识在中国本来就不值钱的。这种“买”当然不是直接的，他还要“写”几本书，这样当起教授来就名正言顺了。于是乎雇佣一些有知识的人来给他写。就这样，有些有钱的人竟然成了某些学术领域的专家！有的人也有一些想法，但是由于他对相关的学术领域一无所知，所以他研究起学问来就得心应手，如入无人之境，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前无古人，都是创造；而且他可以在每个学术领域中都处于领先地位。有的伪学者还说出了这样的话：美学从来就没有一个定义，是我第一次给出了一个定义！她从来就没有读过美学的书，当然不知道美学家们曾经给美学下过许多定义，她的美学定义就自然是第一个了。这样的东西居然可以在××电台上播出，而且还请她去办系列讲座。那原因很简单，就因为她有钱。这样的“学说”当然更容易被我们的出版社看中了，所以出书就更加易如反掌，出版社还要给她的“思想”出研究丛书呢。现在的某些媒体的贞操，已经远远不如赛金花了。伪学者的出现，不能不说与它们的“失贞”有关，是它们制造出来的。

伪学者的另一种就是某些有权的人。有了权，还想过一过教授瘾，还想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地增加知识。以前的时候，还有人去认真地读个文凭，但后来有些人就聪明起来，不要文凭，直接当教授，一步到位，岂不多快好省？有权的人虽然没有钱，但他可以搞到钱，所以不愁雇佣不到学者来为他写书，也不愁出不了书。于是，在某些官员的名片上，多了一个教授的头衔，因为他“写出”了许多的书，甚至在学术界还有很大的“反响”。这样，他就不仅成了一个有知识的人，还成了一个“创造”知识的人。

有了这些“学者”的加盟，我们的学术就异乎寻常地“繁荣”起来，一本本装帧得很高级的书被企业买走或发到了某个系统的办公桌上。可是，这样的产品，它的学术生命，大多在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死了。

第三类伪学者是以学术为职业的某些人，表面上看他们就是学者，但却没有学者的精神，故亦归于伪学者之类。这类伪学者仅仅以学术为谋生的手段，所以他无须具备真正学者的风骨，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没有骨头。他的著作没有什么学术精神，他本来就没有学者的良知和独立的人格，他的良知已经出卖给了权力和金钱，他的著述就是围着这两样东西转来转去。这类学者有的为前两类学者所雇佣；有的虽然没有被雇佣，但全无学者应有的精神和人格，对他来说，学术仅仅是个工具，他写著作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评教授和生存，并不想著书立说，所以这样的书就写得四平八稳，挑不出任何毛病。这类伪学者当然并非蠢笨，实际上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善于捕捉最新的信息，善于变化腾那，往往走在时代的前面，能够紧跟潮流，因而有时还很“著名”。不仅如此，这类伪学者还非常独断，不懂得起码的学术精神，他认为只有他搞的东西叫“学术”，而别人搞的东西与他不同，就不算学术。他们惟我独尊，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压制那些有个性的学者。

这种人骨子里不过是个官僚，当他有了学术上的位子以后，一定还要弄个“官”当，在他看来，只有当了官，才是正宗，才算是真正有了出息。这从有些人在发表文章时的署名方式就可以看得出来，“校长助理”之类的职务，被置于“教授、博士生导师”之前，足见“助理”这个“官”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它比教授和博导还要高级和光彩呀！

这样的人，已经将他们的生命献身于权力和金钱，因而他们以学者的名义所说的那些话，就很难令人相信了，因为这些话是从属于权力和金钱的。

我们社会中的“学者”多了起来，这是否说明我们的知识开始升值了呢？非也！伪学者的增多，恰好说明了知识的贬值，既然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冠以教授的名称，那么知识的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非学术界的人也想弄个教授头衔，并非表明他对学术、对知识的重视，而只表明了他在吃喝嫖赌之后还想装得文雅一点，以表示自己并非粗俗之辈罢了。除此而外，岂有他哉！换句话说，知识只是被作为一种装饰而已，装饰物只能是一种工具。

有的人还规定了每日思想生产的数量。据说，某学者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写作数量，日均6000字，如果是出差耽误了，那么回来以后还要补上。这听起来很滑稽，好像是在规定工厂的生产任务，他又如同一头奶牛或一只母鸡，每天必须产多少斤牛奶和蛋。思想也是可以生产的吗？我们怎么能够规定大脑必须每天分泌多少斤思想呢？常见有些学者的介绍，说已经出版几百万字的著作，我总是有一种疑问：他有那么多思想可以写吗？老子是个大哲学家，尚且只有五千字，而这些不入流的学者倒是写出了几百万字，那么他写的究竟是有着怎样价值的东西，不难推知。字数越多，我怀疑其中伪的成分就越可能多。

有的教授产量之高令人难以置信，一年出好几本书。那书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有知情者云，那是他的学生写的！他有许多研究生，可以出个题目让研究生去写，然后付给他们现金买来这些稿子，然后就是署上自己的名子出版。有的研究生每年因此而有数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而导师也因此而有了大量的成果，双方各得其所，何乐而不为呢。

伪学者的增多使本来就不多的教授职位紧张起来，而真正的学者由于既无钱、又无权，他们的学术成果又往往比较少，因为他们耻于粗制滥造，这样就难以竞争过伪学者，那本该属于他们的位子常常会被别人夺走。他们的一些论著甚至还被一些掌权的伪学者们说成不是“学术成果”或“不算成果”，评职称无效。因为，真正的学者往往兴趣广泛，并不局限于他所谓的“专业”，常在专业以外有所涉猎，这就被伪学者们找到了可钻的空隙。搞历史的，研究服装史的论著不算成果；搞哲学的写的散文和诗歌不算成果；书评不算成果……如此等等，名目繁多，不已而足。我们倒是要问一问这些“学者”：你们从娘肚子里生下来就有现在这个专业了吗？你们本来不也不是从事现在这个工作的人吗？你们刚生下来的“专业”是吃奶，那么你们现在的学术成果也不能算成果，因为它们与你们本来的专业——吃奶无关！按他们的这种说法，那么老子的“专业”是管理图书，他的《道德经》就不能算成果了；曹雪芹差不多没有“专业”，如同无业游民，他的《红楼梦》也不能算成果；卡夫卡的专业是保险公司职员，那么他的那些作品也不能算成果；爱因斯坦的“正业”是专利局职员，他这期间创立的相对论也就不算成果……由此推论下去，我们文化史上的名著，就没有几部“算成果”了，因为那些书的作者大多都不是专业人士。这种逻辑显然荒唐得很。

知识分子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如此之底，尚且有这么多人窥视着教授的职位；如果待遇提高了，那么在教授位子上的真正学者就可能更少了。前不久英国天文台台长的一段话发人深思：当英国女王访问该天文台，了解到天文台长的待遇很底以后，表示应当给他加薪。但天文台长的话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他请求不要加薪，因为如果薪水太丰厚，那么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就可能不是天文学家了。他的这翻话很让人吃惊，从中也可以看出，世界各国人民的心都是相通的，不仅中国有这种现象，外国也是同样有的。最近国家表示要给知识分子加薪，这当然是大好事；中国知识分子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之低，恐怕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比拟的，早就该进行这项工作了。但同时也让人有许多担忧，教授的收入高了，如何让真正的学者坐在教授的位子上？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如果不能让真正的学者坐在教授的位子上，那么加薪的效果就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