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与纳尔逊•曼德拉携手结束南非种族隔离的图图大主教，曾出任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主席，写成一本充满睿智的著作，书名叫做《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其所体现的境界，堪与佛祖“普渡众生”之宏愿、耶稣以血代世人赎罪之情怀鼎足而三，垂范万世。唯有宽恕，方能和解；唯有借鉴前事，方能正视今日。

台湾林恩显先生，长期从事边政研究，并负笈东瀛，转益多师，其大著《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具有东洋史学的精、细的特点，于史料爬梳与整理方面甚为着力，其弊处则是过于刻板和格式化，连语言风格也染上了日语色彩。书名与实际内容也不是完全相符，改成《清朝治理新-疆的政策——以种族隔离为中心》更合适些。

该书大意是：满清入主中原，主要依靠其本族与蒙古的联盟以控驭压倒多数的汉人；为防止汉人之反侧，采用因地制宜的灵活策略，由清室直接处理边务，尊崇喇嘛教以联络蒙、藏，驻旗兵于伊犁等地以扼守西域，使东北、西北、西南联成一气，形成少数民族松散同盟以包围汉地。然满蒙人数毕竟有限，欲利用汉人充实边防而防止汉、回（清代官方语言中“回人”指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勾结，故在回人密集地区执行汉回隔离政策，包括行政隔离、军事隔离、经济隔离、社会文化隔离四个方面。行政隔离，即是在民族成分不同地区，分别采用州县制、札萨克制、伯克制，以州县制治理汉人占多数地区，以札萨克制（自治性质）酬劳最先归顺的东部、北部地区，以伯克制（中央任命当地人为各级头目）治理回疆，收“因地制宜”之效。所谓“军事隔离”则有点牵强。大略言之，满蒙兵采驻防制，携带家眷世代繁衍，形成“保家卫国”意识；绿营汉兵采换防制，三至五年一轮换，目的不在隔离，而是出于亲疏有别的考虑。经济隔离者，则在回部集中地区，限制汉人与本地回众交易，亦限制回部与境外某些民族交易，前者目的在减少纠纷，后者目的在防止内外勾结。至于社会文化隔离，重点在防止回汉通婚，降低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为达到隔离目的，在实际杂居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乃有“汉城”、“回城”之设，在同一城池中，划出楚河汉界，虽不能说老死不相往来，也达到减少接触的目的。

清代治疆政策的核心思路由乾隆帝所奠定。乾隆帝鉴于乌什叛乱由回汉杂居、接触中冲突纠纷所引发，而行一“因噎废食”之策略，希望西域各属，尽量处在满清文化影响之下，或任其保存原有文化特色。在建置之初，此一政策有其合理性，然长远而言，隔离政策反过来阻碍了民族之间的沟通融合、取长补短、双向吸收，对满清控驭汉人似乎有利，而对中国整体不利。随着时间推移，百弊丛生，及至安集延、阿古柏事件发生，方醒悟长期回汉隔离导致文化融合失败，国家、民族认同混乱是一远因。此时驻防旗兵、绿营皆缺乏战斗力，乃不得不召左宗棠率领湘军入疆，大批内地商人追随出关；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刘锦棠出任首任巡抚，彻底改变此前驻疆大员均由满人担任的习惯，隔离政策随之自然消解。

或许是由于作者留学日本多年，该书对中原政权与新-疆的关系，多有从“地缘政治学”着眼的阐释。“古代新-疆地区是北亚游牧民族与南方农业中国生存竞争史上必争之地，任何一方获取新-疆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机会。因为新-疆地区对北亚游牧民族的意义是供应粮物的储备仓库，一个培养游牧帝国庞大支配力的物资供应站；相反的农业中国控制了新-疆地区，则非只可以压制新-疆附属于游牧势力所发生的影响，同时也可以当作攻击北亚游牧集团的前线基地与跳板。也出自贯通中亚国际通道的要求。在此两强争夺新-疆地区的比较上，农业中国常处于不利地位”（第9页）。当年满、蒙、锡伯等族驻防携眷入疆，仅准备马、驼、车辆等等即已所费不赀，驿站、卡伦等等设施，在在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乾隆朝以前国库充裕尚能负担，嘉庆以后则颇为吃力。清廷为保有新-疆付出的代价甚为惨重。当年左宗棠与李鸿章之间的“塞防”“海防”之争，并无谁对谁错之分，关键在国家财力紧张之时，实际上只能保障一边；清廷最终的决策则是两者并重，先解决西北，海军经费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还遭到挪用，甲午一战赔款即达两亿五千万两，十倍于海军军费投入，同时割让宝岛台湾，这笔帐正不知道如何算法。

[注：首发于国学数典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