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EEO书评】“中美国”框架下的中国挑战》

EEO书评人 焦建 想不到，竟然是一个“体制外”的独立学者写出了这样一本书。次贷危机爆发近两年以来，除了可能存在但却并不广为人知的学术著作和出版利益驱动下的种种跟风著作之外，类似朱小平的这本《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似乎还没有也出版到太多太滥。它谈到的内容广泛，而就中国读者而言，除了分析美国次贷危机起源经过及对美国的影响之外，如何看待“后美国时”的全球经济，以及这一次的危机影响到中国，似乎才是更加重要的部分。在一次访谈中，作者朱小平对自己借用“中美国”这一概念对中国美经济关系所做的论述感到有所贡献，此言的确不虚。

早在2007年，美国经济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尼克弗格森就提出了针对中美关系的特殊名词——“chimerica（China+America）”——“中美国”这一概念。尽管布热津斯基等学者也尝试着将这一名词应用于中美政治关系，但是显然——经济领域才是中国和美国真正相互依存的关键性领域。这一领域里，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具体关联是什么？二者如何相互影响？这种关联之下，在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今天，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走势？它将面临何种困难以及相应的政策选择？这些问题，就是朱小平在这本书后半部分所着力想要进行分析的内容，也是最为出彩的地方。

中美经济关系的互补关联性，可以作为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的两个模范化实例——中国因为一系列因素导致的以储蓄和出口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与美国以消费和进口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之间，二者合二为一，互补互存，形成了经济性质的“对偶”。这种“对偶”关系在本质意义上来看，并非二者双赢，也并不稳固。

从美国角度来看，得以于大量国外资本源源不断的流入，美国经济得以维持低利率，从而推高了房价。这种乐观的情绪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家庭购买自己或许并不需要的房屋。在乐观的曲子继续弹奏下去的时候，这种情绪让房价越来越高，而家庭里的人们也因此感觉到自己所拥有的财富总值升高，因此更倾向于消费。美国市场及进口，便都因此扩大了。

但是，反观中国，在这种氛围下养成的外向型经济体制，却并非毫无隐忧。朱小平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选择，并非毫无值得商榷之处。旧有的一切为出口服务的体制，既剥削了中下级阶层，使其不敢过分消费；也使得中国企业的整体性框架产生了畸形——国有企业过分强势，而中小型民企则相对弱势。而这种为国企服务的体制，还直接牵扯了中国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使得资本的流动并不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资本属性。种种限制性的条件之下，中国国内市场并没有得到快速发展，在外部需求萎靡不振的前提之下，中国经济的困难因此加倍。在中国经济体制的隐忧和美国进口需求的减少之外，中国经济还因为以下这几个特殊的时间性因素受到了更大的冲击：1，近年来的持续力度递增的宏观经济紧缩政策。2，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3，新劳动合同法的执行。

回到观看美国的角度，它之所以能够大量的消费和进口，是因为它的经济以创新型为主体。而这使得它在获得了过多本不应该获得的好处之后，这一次的经济震荡使得它或许不得不进行转型。这种转型所带来的后果是：美国或许将会再次在某种程度上工业化，减少进口，以发展本国经济。一言概之，美国或许很难再次回到原先那种以消费和信贷的经济体制中去了，它的进口也将因此减少。

北京大学外籍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曾经指出：这次危机的第一阶段主要波及贸易逆差、过度消费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信贷危机及随之而来的紧缩几乎彻底消灭了靠举债维持的消费狂热；但事情的另一方面，即危机的第二阶段，就会转向贸易顺差国家。一方面的消费减少必须应有另一方面生产能力的减少作为对应的调整。而在上述种种的前提之下，按照朱小平在书中的分析，在缺少美国市场的不利之下，中国产业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在出口不得不减少后所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这几个问题包括产业过度集中，行政管制导致价格扭曲、某些行业产能过分扩张，沿资金链传导使得产能过剩危机变成金融体系的麻烦，企业下跌与存贷减值，企业倒闭老板讨债导致社会失序。“中美国”的相关性在此表现了出来——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中国的经济危机，则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

而与98年不同的外部条件在于，在面临这一次经济衰退的时候，中国既没有仍在不断扩大的欧美进口市场，房地产业在拉动内需上所起到的作用也已经遇到了天花板。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中国改换旧有思维进行扩大内需道路的改革，已经是迫在眉睫别无他途——这也符合中国内外经济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在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看来——前改革时期的微小改进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在为维持经济继续增长寻找动力时，中国需要进行更多的体制性改进。翻翻这本书，朱小平给出的政策建议也并没有太多的新鲜感。解决这种老调重提的话题，关键就在于——痛楚之下，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过分依赖外部世界的坏处，并因此真正准备把改革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