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幽兰《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

“隐士”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词，中国人已经不相信还有什么隐士存在，但天真的老外却对此不死心，比尔·波特便是不死心的一位，在上世纪一九八九年左右来到中国大陆寻找隐士，其过程写下来，便是《空谷幽兰》一书。

比尔·波特在1972年离开美国来到台湾，在一座寺院中生活，他这样描述：“天亮之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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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比尔·波特对隐士这种生活方式感兴趣的原因是他的生活与他对隐士的想象，他这样想：“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瞑之时的片刻小憩。”隐士在中国可以分为自觉的隐士、自发的隐士。自觉的隐士是离开城市或人群，到幽静之处筑居下来，过一种物质上最简单的心灵生活，他们又分为几种，一种是许由、务光、陶潜这类不想过公众生活而逃避者，尧要禅让天下于许由，劝了半天，被许由毫不客气地嘲笑了一把，许由更行为艺术的是，他干脆去河边洗耳朵，要“清除”这席谈话的残留。舜要禅让天下给善卷，善卷也推辞了一翻，逃入山中去躲起来。而陶潜则是不耐烦公务，回家种地喝酒看菊花就算了。另一种是王维这种大官，公务之余到山中弄个别墅，过过隐士瘾，但隐士也当得像模像样，“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这算是比较风流型的隐士。再有一种是修道之人，道士与和尚。自发的隐士要算生活在僻远小村子里的农民，他们是天生为隐士，虽然他们也许不会体会到隐居之乐，但客观上讲他们也算隐士。

比尔·波特到中国的神农架、秦岭等地寻访隐士，主要是去秦峰，中国古代的隐士主要隐居在这里，终南山，指的是秦岭的一部分。波特在这里碰到的主要是修道者，道士与僧人，因为山上总有一些小观小庙，里面住着一些不喜欢呆在大修道院里的修行者，有些人五十年不下山，有些人活了近百岁。这些修行者与波特交谈的内容主要是生活方式，自己的经历，对道的理解。有些人的理解简单而透彻。

有个叫宝胜的和尚讲：“真修行的人太少了。至于我自己，我不怎么修行。我晚上打坐，白天干杂活儿。我只是在照管这座庙。”这是得道之人所说的话。

陈世杰道长这样谈修道：“当人们努力去寻找道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道。他们混淆了有和无，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只是修德（美德，精神力量），德包括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我们的想法。真正的德导致真正的道。但是大多数人修的不是真正的德。他们修炼的是神通和心念，于是我们以为他们得道了。但是他们错了。修习真正的德不是要去掉所有的神通和念头，像一个婴儿一样，无看而看，无听而听，无知而知。首先你要修德，道自然就来了。”这是我听过最好也最透彻的对修道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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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也有隐居这种生活方式，虽然隐居者不能算是典型的隐士。美国自然文学的作者们都是隐士，或当过隐士，比如梭罗、惠特曼、巴勒斯、缪尔、奥斯汀、艾比、迪拉德等等。

女作家奥斯汀与丈夫在欧文斯河谷住下来，后来离婚，但她却创造了一种生活，一种与土地和沙漠接壤的生活，写下来就是《少雨的土地》一书。书中的看法是：现代人应该放弃以人为中心的观念，以平等的身份去接近自然，经历自然，融于自然。1971年女作家迪拉德隐居，她选择了弗吉尼亚州蓝山的汀克溪畔。那时依山傍水而物种众多，她在那里度过了四季，将观察与事情都写入日历，就是著名的《汀克溪的朝圣者》。至于梭罗的瓦尔登湖隐居与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则方为人知了。

最出名的是巴勒斯的“山间石屋”，1873年，他在哈德逊河西岸购置了一个九英亩的果园农场，亲自在那修建了了一幢石屋，称之为“河畔小屋”，两年后再在距此两英里上的山间盖了一所“山间石屋”。他一生中的后四十八年几乎都是在这两种贴近自然的乡间度过，既是作家又是农夫，写作了《新鲜的土地》、《日光》、《自然之道》、《鸟与树》、《叶与蔓》等著作。惠特曼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巴勒斯掌握了一门真正的艺术——那种不去刻意追求，顺其自然的成功艺术。”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发明家爱迪生、汽车大王福特、诗人惠特曼均来过他的“山间石屋”做客。“山间石屋”几乎成了十九世纪美国然文学的象征符号。巴勒斯去世后，美国设立了巴勒斯纪念协会，“山间石屋”被作为国家历史遗产受到保护。在美国，有十一所学校以巴勒斯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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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与隐士与西方隐士有相似，亦有所区别。

相似之处在于对繁华尘世的厌倦，不喜欢过社交过于频繁、打理杂事的生活；此外，都热爱山水、热爱自然，以自然为生活与修身之道，这个自然不仅是作为对象的大自然，也是“自己本来这样”的自然，自然运行之道。这些隐士们心都很安静，所需要生活物资极少。用比尔·波特在书中的开篇来说，是这样的：“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区别之处在于，西方当代的隐士们不拒绝名声，他们往往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并利用这些声誉去做影响社会的公益性事业。比如爱默生、巴勒斯、利奥波德等等；这些隐士们会把自己的隐居生活写成书籍，这就是“自然文学”，美北的自然文学最为出色，完全可以与中国传统的山水文学相媲美。在美国，“自然文学”是最悠久的文化传统，美国人开始踏上北美大陆时就开始了，所以我才有这些著名的自然文学名著可读：《瓦尔登湖》、《醒来的森林》、《夏日走过山间》、《沙郡年鉴》……而中国的隐士们极少写作，留下作品最多的是陶潜，他的诗构成了中国文学传统的暗流。但中国的隐士们不喜欢名声，认为被人知道、认识不是什么好事情，所以他们拒绝做官，拒绝人们的吹捧。典型的是韩康，2世纪时他住在长灞陵一带采药为生。他在长安卖药，言不二价，这样过了三十多年，有一天一位美女来向他买药，他不愿意讨价还价，美女火了：“言不二价，你以为你是谁？韩康啊？！”韩康叹息道：“我一直想保持默默无闻，但现在连年轻姑娘都知道我的名字，卖草药还有什么用吗？”他回到灞陵，再也不去长安了。桓帝派人带车去请他到洛阳作官，第二天当特使还在睡觉时，韩康驾着他的牛车离开，消失在终南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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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要做隐士越来越困难了。

困难之处在于，一、环境不允许。现在的名山都被砍伐得差不多了，没砍伐的都变成了名胜风景区，山林被分为：林场与风景区。再也不存在以前那种人迹罕至的地方了。而流水，或者被农药化肥污染或者被工业污染，鱼被电死药死，水不能濯缨濯足。这就是我们的自然，自然之皮不存，隐居之毛焉附？二、社会不允许。你要做隐士，意味着你没有足够的开支，意味着人们认为你是个不合时宜者，是失败者，不是成功人士。三、我们的内心不允许。我们太想做成功者，太想拥有房子、车子、票子、位子……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累人但体面的生活。

隐居是一种“奢侈的清贫”。这种清贫不是缺少的清贫，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的省略，是万千繁华只取一朵的审美，是回归内心宁静的智慧。是一种用减法甚至除法去过的生活。它的奢侈在于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对凡人而言欲望在增加而不是减少。所以这种隐居的清贫不是贫匮，不是缺少，而是减少，所以，它奢侈，它难得。

在比尔·波特的书中，一个叫彻慧的女尼这样说：“需要的菜我都自己种，整个冬天光吃土豆。夏天，我每天都在菜园子里劳动。通常总有东西可吃。如果没有，我也不急。”

这就是奢侈的清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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