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政治背后的悲欢离合，乱世良知的荣辱与共。》

世界尽管喧嚣复杂，却还有这样一种人，固守着自己的倔强。

他们的学问高深如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们的率性执意坚贞，后辈之人望尘莫及。

内心没有浮躁的彷徨，却纯真倔强如同孩子。

从拒绝国民党的专机到拒绝与共产党的合作，包括在文革期间要求***作书面保证，都遵从了他不问政治的信念，他是想给学术留下一片宁静的坚守：那里没有功利，没有政治，没有虚假。这样一生不改的初衷，是不久以前发生的故事，却遥远的像个传说。

从留学东渡日本到德国柏林大学，从抗战时期流转昆明的西南联大到已是“晴朗的天”的清华园以及最后的岭南大学，让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内心的信念和相信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和我们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像飞蛾投灯。那么奋不顾身，却是那么义无反顾。

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陈寅恪在为他的碑文写下“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而他也是这样说的：“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

所以，在面对北返担任中国科学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邀请的时候，他说出了两个条件：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这应该拥有一份怎样的淡泊与理智才能如此？也许在如今的这个时代会有人说这样做是不识时务。但什么是时务？

是能继续努力自己的初衷无悔的坚守？

还是要朝着这个相反的方向背道而驰？

对他而言，我想是继续着自己可以继续的史德与师德。

所以从“反右”到整改，从“红专”大辩论到“厚今薄古”运动，从文化大革命到老人最后的孤独离世。从如雪的大字报贴进陈寅恪的心里，到日夜不分的被抄家缴稿，直至最后被勒令搬出住了十六年的家。从最初的愤怒到最后的心凉，早已双目失明晚年膑足的老人，就这样执着而又倔强的坚守着自己的坚守。

历史最容不得假设，但人类对历史的反思时，往往最喜欢提出假设。

假如那年的南苑机场上陈寅恪的身影去了台湾；

假如当年的北归的条件不是研究学术不要政治的干涉；

假如文革前期的陈寅恪没有要***的书面保证；

假如后来的陈寅恪肯低一下头说些违心的话；

假如一生的坚守不是“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

那么他的际遇或许不至于如此。

然而他是陈寅恪。

所以就没有了一切诸般假如。

在面对如潮般的批判时，陈的弟子刘节对老师的捍卫，则让我看到了大难已至后的一丝微弱却感人至深的凭依。在批判大会上刘节喊出“批判（陈寅恪）有如大兴文字狱。”的心声，这位明显具有“殉道”精神的著名教授，我想那时的他不是意气用事，而是从心底深处对老师的一种回护与捍卫，这一年是1958年。这位已负盛名，且早已过了知命之年的教授，逢年到陈宅看望老师，不仅执弟子礼，而且正式行传统的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即使是在1964年这样的年月，依旧只有刘节一人私下在陈寅恪大发脾气声中行叩跪大礼。也许他们之间的羁绊，更多的是一种忠诚，忠于师道，忠于良知。

后来在别的书上看到这样的几句话：“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要把陈寅恪抬出去批斗，当时家里人很害怕，如果抬出去，肯定就活不回来了。但是后来却并没有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刘节先生代他去批斗了。刘节也是陈寅恪的清华早年弟子，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教授。造反派粗暴地殴打刘节，还问他，有何感受。刘节回答说：“能够代替老师来批斗，我感到很光荣！”

这样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分辨起来已经不再重要了，我想相信这是真的，给那个年代的人事，添上一份更大的温暖与良知。对一个学人应该有两种评价，或者说有两种标准，一个是学术研究方面，看他是不是有贡献，另外一个标准就是他对时代的影响。而这本书，让我最最记忆的，便是陈寅恪的誓守与刘节的担当。那个早已目盲晚年膑足的陈寅恪对自由学术精神的无悔地坚守，那个早已头发花白皱纹满满的刘节对人世温暖情意倔强地执着。

在这样一本书中，我看到的不是政治，而是乱世下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