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长长的读书笔记 （备考资料，无意义，可忽略）》

《消费社会》读书笔记

几乎所有的服装、电器等都提供一系列能够相互称呼、相互对应和相互否定的不同商品。

对于那些不再过多提及过剩物质，而只是提及筛选出来的、补充性的、供选择选用的以及供消费者作连锁心理反应的某个方面的商品的那个整体来说，古董商的橱窗就是贵族的奢侈

模式。消费者浏览、清点着所有那些物，井把它们作为整个类别来理解。

今天，很少有物会在没有反映其背景的情况下单独地被提供山来。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因而出现了变化：他不会内从特别用途上去看这个物，而是从它的今部意义卜去看全会的物。

如果说大商店展现了商思的巾集场面，那么杂货店则提供用自费的独唱音乐会。它的整个“艺术”就在于耍弄商品符号的模糊性，在于把商品与实用的地位升化为“氛围”游戏。

使用符号的做法总是存在着心绪矛盾的，其作用总是牟取。牟取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先让符号(力量、现实的东西、幸福等等)出现，然后再攫取；二是先提出某事，然后再加以否定与击退。人们知道，神话的神奇思想就在于牟取变化和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图片、新闻和信息的普遍消费也在于牟取现实符号中的现实，在于牟取变化符号中的历史等等

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间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或者说，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因为亚马逊平原的中心、真实的中心、激情的中心、战争的中心，这

个作为大众交流的几何地点并令人头晕目眩的、令人伤感的“中心”。确切地说，它们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地方。那是激情和事件的寓意符号。符号令人产生安全感。

形象、符号、信息，我们所“消费”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宁静。与外界产生的距离则巩固丁这份宁静。对真象的强烈影射并没有损害它，只是骗了它罢了。

消费社会宛如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威胁的耶路撒冷。

在任何时代，君主贵族阶级都是通过无益的浪费来证明他们的优越感的。

它具有积极的作用．在高级社会的功用件中代替了理性用途，甚至能作为核心功能——文出的增加，以及仪式中多余的“白花钱”竞成了表现价值、差别和意义的地方——不仅出现在个人方面，而且出现在社会方面。从这一角度，“消费”作为消耗的概念显示出了轮廓，也就是作为生产性的消费——与建立在需求、积累和计算基础之上的“节约”恰恃相反。这里的多余光于必需品，开销在价值广(如果过去不是)先于积累印占有。

人们是否应该象瓦莱里那样，用预想和预备之物的符号来确定极大丰盛的意义呢?“看着一塔堆经久耐用的食物，难道没有看到一点剩余下来的时间与不用做的事情吗?一箱饼干，就是整个一个月的懒散与生活。一罐罐泡肉以及一筐筐谷粒和核桃就是一笔得以安宁的财宝；一个平静的冬天可能会休浴在芬芳温馨之中……鲁宾逊在食品储藏箱子和盒子的味道中品味到了未来的出现。他的财宝为消闲扫清了障碍。正如某些金属里散发出一种绝对的热度一样。它来源于时间。人类只是在那堆经久耐用的东西上才慢慢成长起来的。

预见和预备，使我们逐渐摆脱动物必需品的严酷现实，和我们那***裸的需求……大自然令人想起这样一个事实：它使我们身上具有一点对抗事态变化的东西；四肢土的脂肪，灵魂深处时时待命的记忆力，这都是我们的工业所模仿的资源贮备的模式。

今天，生产的东西，并不足根据其他均价值或其可能的使均时间而存在，而是恰恰相反——根据其死亡：死亡的加速势必引起价格上涨速度的加快。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对有关用途、需求等的整个经济学“理性的”公诉产生怀疑：不过，人们知道生产秩序的存在，足以

这种所有商品的灭绝、永久性的预有安排的“自杀”为代价的。这项活动是建立在技术“破坏”或以时尚的幌子蓄意使之陈旧的基础之上的。广告耗费巨资实现了这一奇迹。其惟一的目的不是增加旧是占除商品的使用价值，去除它的时间价值，使它屈从于时尚价值并加速更新；

“福利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简单地说是仟何一场原则上主张人人平等，但未能(或未愿意)从根本上加以实现的革命的遗嘱继承者或执行者。因此，民主原则使由真实的平等

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该术语的全部意义)的平等转变成了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这就是地位民主，电视、汽车和音响民主，表面上具体而实际上父十分形式的民主。在社会矛盾和不平等方面，它又符合宪法中的形式民主。两者互为借口，共同形成了一种总体民主意识．而将民主的缺席以及平等的不可求的真相掩藏了起来。

福利与需求的互补神话，对不平等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决定性，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吸收与消除意识的功能。福利国家和消费社会中的所有政治游戏，就在于通过增加财富的总量，从量上达到自动平等和最终平衡的水平，即所有人的福利的一般水平，以此来消除他们之间的矛盾。

人们大谈特谈健康权、空间权、健美枚、似期权、知识权和文化权：随着这些新的权利的出现，为什么就不会同时出现健康、娱乐、健美与新鲜空气的部长们呢?所有这些似乎反映

下机构权试图要压制个人和集体的总体进步。它的概念很模糊，人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其反面。空间权出现的条件是：只有当不是每个人都拥有空间的时候，而且只有当空间和

宁静是一些人在损害他人利益耳础上获得的特权的时候。同样，只有当不是人人都拥有土地的时候，才会出现“地产权”；只有当工作在分工的范畴里不再是可交换的商品，也就是本

质上不再属于个人的时候，才会出现工作权。那么人们会问“娱乐权”是否同样意味着娱乐像过去的劳动一样在向社会技术分上的阶段过渡呢?意味着娱乐的结束呢？

这些，作为口号和民主符号的新的社会权利的出现，是富有象征意义的：出为它从有关成分向着区别性的符号和阶级(等级)特权过渡：“新鲜空气权”意味着作为自然财富的新鲜空气的损失，意味着向商品地位的过渡，意味着不平等的社会再分配。资本主义制度中进步的东西不应视为客观的社会进步——也就是把所有具体的自然价值逐渐转变为生产形式，即转变为两种源泉：

1．经济利益；

2．社会特权。

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就像学校并没有使大家获得一致的教育机会一样。它甚至加剧了其分化。人们试图把消费、把不断享用相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以及相同的(?)产品，作为缓和社会不平等、等级以及权利和责任不断加大的东西。事实亡，消费的意识与学校意识一样，都很好地起到了这个作用(即人们在电动剃须刀和汽车面前完全平等——就像人们在看书写字面前完全平等一样)。当然，今天每个人都看书写字。每个人都拥有(或将拥有)同样的洗衣机，买同样的袖珍书。但这种平等完全是形式上的：看起来最具体，而事实上却很抽象。正足在这种抽象的、同质基础之上，在这种拼写的或电视机里宣扬的抽象民主基础之上的反方向上，真正的分辨体系才能更好地加以实施。

——消费是一个与学校一样的等级机构：在物的经济方面不仅存在不平等(购买、选择和使用被购买力、受教育水准以及家庭出生所决定)——简言之，正如不是人人都有相同的读书机会一样，并不是人人都拥有相同的物——但更深入一步地说，有个根本的差别存在着：一部分人能够获得环境要素(职能用途、美学组织、文化活动)理性的、独立的必然结果：他们与物毫不相干，从本意上讲他们不“消费”；而其他人则注定要献给一种神奇的经济和原封不动的物，以及作为物的其他所有东西(观点、娱乐、知识、文化)：这种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

同样，知识和文化对于那些没有抓住要害，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没有掌握合法的、合理的和有效的使用窍门的人来说，只是意味着更为尖刻、更为微妙的文化分离。因为知识和文

化在他们的眼里，以及在他们的运用过程中，只是充当着一种额外的超自然力量，一种神奇力量的储备，而不是其反面：一种学习和一种客观的培养。

物以其数目丰富、多余、形式的浪费、时尚游戏以及所有那些超越其纯功能的—切，只是模仿了社会本质——地位——这种命定的恩赐只有某些出身好的人才能获得，而大部分人由于其目的地相反，是根本不可能获得的。这种遗传的合法性(无论是血液的还是文化的)本质上属于地位概念。

它决定着整个社会动机的活力。在每个人内心向往的深处，都有一种出生地位．一种恩赐和完美地位的思想目的。同样，它也困扰着物的环境。它引起一种狂热：一种小摆设、小用具

相吉祥物的狂暴世界。这些小玩意个个都想表示一种价值的永恒，都想在无法通过恩赐拯救酌情况下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拯救。 古董的特别声誉就源于这里：它是继承、天赋价值相不可逆转的恩赐符号。

这是一种要求通过物而拯救的等级逻辑，是一种要通过自身努力来实现的拯救方法：与通过恩赐和选举获得的拯救相对立的“民主”原则，君主专制的原则。不过，人们普遍认为，通过恩赐而获得的拯救，在价值上总是胜于通过努力获得的拯救。这几乎就是人们在中低层阶级中所看到的东西。这里“通过物的证明”，通过消费获得的拯救，在其没有反映思想的目的性过程中，上气不接下气地、毫无希望地想获得一种人赐的、天赋的和宿命的地位。但不管怎样，这种地位仍旧是属于上层阶级的。后者在其他地方通过文化和权利的行使展现着其美好的一面。

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

你的符号，或让你加人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

在一个规模有限的团体中，需求与竞争一样，毫无疑问能够得到稳定。地位符号和区分材料的升级强度较小。人们可以从传统社会或微团体中看出这一点。在一个如同我们这个

工业和城市集中、密度和拥挤程度很大的社会里，区分所要求的增长速度大于物质生产。当整个社会都已城市化，当通讯无处不在，需求将根据一条垂直的渐近线而增长——它并不

是出于喜好，而是出于竞争。

由于这种升级，由于这种专断的时尚所认可的区分性“连锁反应”，城市成了几何之地。(但是，这种过程通过乡村和边缘地区快速的文化适应，反过来增强了集中性的形成。因此，

它是无法逆转的。任何阻止的愿望都是天真幼稚的)。人口密度本身就十分令人着迷，尤其有关城市的演说简直就是竞争本身。机动、欲望、奇遇、刺激、别人的不断判断、不断发展

的色情化、信息以及广告的煽动：所有这些在普遍竞争的现实背景中，构成厂一种抽象的集体参与的命运。

最后，我们还要再一次强调一下主要神话，强调这个假丰盛社会的主体神话：即根据理想主义的‘连通器”式的蓝图而分配的神话。财富和产品的大量出现是不会取得海平面一样的平衡的‘社会惰性与自然惰性洽恰相反，并不会导致失调、不相称和特权状态。增长不是民主。丰盛与歧视有关，它怎么会起到纠正它的作用呢?

必须抛弃那种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所有物质的(以及文化的)需求都会很容易得到满足的想法，因为这种想法没有考虑任何社会逻辑。马歇尔·萨林斯在他的那篇《初级的丰盛社

会》文章中重新提到的想法是值得采纳的。他认为：被不足所控制的、被市场经济特有的不足所控制的，是与某些原始社会截然相反的我们这个生产本位主义的工业社会。生产得越多，人们就在大量生产的过程中越强调，我们实际上就无可救药地离平衡人类生产和人类目的性的丰盛这个最终期限更远。因为在物质增长的社会里得到满足的东西，以及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愈来愈得到满足的东西，是生产范畴的需求本身，而不是人的“需求”。而整个体制恰恰就是建立在这个对需求不甚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显而易见，物质丰盛的时代无限期地往后退缩：这反而更好——为了不足(结构匮乏)有组织地进行统治，它被彻底地否定了。

萨林斯认为，尽管渔猎者们(澳大利亚、卡拉阿里的原始游牧部落)过着一种绝对的“贫困”的生活，但真正知道丰盛的仍旧是他们。原始社会的人没有私有财产，也不为物所困。

为了能更好地迁移，他们将物丢弃。没合生产器械也没有“工作”：可以说，他们“凭兴趣”狩猎与采集，并分享一切。他们的浪费是完全彻底的：他们会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消费掉，既没有经济上的考虑，也没有库存。渔猎者们压根儿也不了解资产阶级杜撰的人类经济学：他们连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都不懂。他们其至总是处在人的精力、自然资源和实际经济的可

能性之外。他们睡得多。他们相信——表现其经济体系的正是这一点——自然资源的丰富；而我们的体制特征(而且是随着技术的日益完善)是：人们面对人类手段的不足产生了失望，以及对源于市场经济和普遍竞争的深层后果产生了激烈的、灾难性的焦虑。原始社会特有的集体性的“缺乏远见”和“浪费”是实际的丰盛符号。而我们惟有丰盛符号。在一台巨大的生产机器下，我们捕获着贫困与不足的符号。但萨林斯说，贫困不在于财富的量少，也不在于简单地理解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归根结蒂，它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原始社会的人的信心的，以及促使他们在饥饿之中体验丰盛的，最终是社会关系的透明度和互补性。因为，任何垄断都不会阻碍交流以及构成不足。无论是对实物、土地、工具的垄断，还是对“劳动”产品的垄断。不应该有积累，因为积累一向是权力之源。在赠与和象征性的交流经济中，少而精的财富，是足以能够创造一种普遍丰盛的，因为它不断地从一些人手里传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丰盛不是建立在财富之中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流之中的。它是无限的，因为交流圈没有边际，哪怕是在有限数量的个体之中，交流圈每时每刻都增加着被交换物的价值。在我们这个工业文明社会特殊的竞争与区分当中，我们发现，这种富有具体关系的辩证法象有关天限的需求与匮乏的辩证法一样被颠倒了。在原始交流中，每个关系都使得社会更加富有；而在我们这个“区分性的社会”中，每个社会关系都增添着个体的不足，因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在与他人比较的时候被相对化了(在原始交流中，它是通过与他人建立的关系本身才获得价值的)。

因此，认为在我们这个“富裕”社会里丰盛已不存在，而且不会被生产力的无限提高和新的生产力的解放所替代，是一点也不矛盾的。因为丰盛和丰富的结构定义存在于社会组织中。惟有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的革命才能创造它。我们有一天会回到市场经济那边去吗?回到浪费吗?我们拥有的不是浪费而是“消费”，是永远的被迫消费。它是不足的孪生姐妹。让原始人经历第一个(而且是惟一一个)丰盛社会的是社会逻辑，让我们遭受奢侈的、戏剧性的匮乏则是我们自己的社会逻辑。

有关消费的整个演说，无论是外行的还是智慧的．都是确立于这一片段，也就是一则故事的神话片段：一个人“具有”需求，需求“促使”他走向“给予”他满足的物。由于人毕竟永远无法得到满足(而且人在达一点常常受到指责)，因此，同样的故事便能够无限制地重新出现，当然同时也伴随着旧寓言的消亡；

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关系到“效用性”：为了满足消费的目的，对特殊财富产生了欲望，也就是说，要摧毁其效用性。因此，需求被可支配的财富目的化了，偏爱被市场上的产品等级所限定：实际上，这是一种有偿付能力的需求。而对于心理学家来说，这就是“动因”，“本能诱导”胜于“客体诱导”。这是一种未能明确界定的需求先存性的理论。

简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在企业的主层次上)，而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在技术结构的层次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酌矛盾。在这一阶段，体制必须不仅控制生产机器而且控制消费需求；不仅控制价格而且控制这一价值所要求的东两。这一点至关重要 总的结果是，要么通过先于生产：行为本身的手段(民意测验、市场研究)，要么通过后续手段(广告、市场营销、包装)，“从购物者(在此能逃避任何控制)那里剥夺决定权并将它转让给企业。它可以在企业那里得到控制”。广而言之，个体对市场行为适应以及总的社会态度，对生产者的需求和对技术结构目标的适应，就是体制的自然特征(最好说逻辑特征)。其重要性会随着工业体系的发展而增加”。这就是与“传统序列”相对立的、被加尔布雷思称做“颠倒了的序列”。以往，主动权被认为是在消费者手里，而且通过市场反府到生产企业那里。这里恰恰相反，生产企业控制着市场行为，引导并培育着社会态度和需求。这就是生产秩序专断的一面，至少是有这种倾向。

透过大众传播我们已经看到，各类新闻中的伪善煽情都用种种灾难符号(死亡、凶杀、***、革命)作为反衬来颂扬日常生活的宁静。而符号的这种冗长煽情随处可见：对青春和的称颂、为贵族婚礼而激动不己的头版头条、对身体和性进行歌颂的大众传媒——无论何处，人们都参与了对某些结构的历史性分解活动，即在消费符号下以某种方式同时庆祝着真实自我之消失和漫画般自我之复活。家庭在解体吗?那么人们便歌颂家庭。孩子们再也不是孩子了?那么人们便将童年神圣化。老人们很孤独、被离弃?人们就一致对老年人表示同情。还有更为明显的是：身体功能越是衰退，越是受到城市、职业、官僚等控制和束缚系统的围困．人们就越是对身体进行赞美。

虽然人们美其名曰对环境、景点的保护、整治，它所指的总归是将一个身患不治之症的自然再循环到它本来的存在状态中去。自然和事件一律、和经验一样，在这个系统中被现实性原则支配看。它应该像时尚一样从功能上进行转变。它的价值在于制造一种氛围，所以它要屈从于不断更新的循环。如今相同的原则也渗入到了职业领域之中，在此领域中，科学、技术、资格相能力的价值都让位给了再循环，也就是说让位给了流动性、身份地位和职业轮廓的约束。

可见文化消费问题既不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内容相联系，亦不与“文化公众”(文化和艺术“平民化”是一个永恒错误的命题，其牺牲者既包括那些“贵族”文化的参加者们也包括

那些大众文化的捍卫考们)相联系。具有决定意义的，并非只有几千人或者有好几百万人分享了某部作品，而是这部作品，印当年的汽车一样，和绿地所代表的自然一样，注定了只是昙花一现的符号，因为不管有意无意，它都是在一个如今已经成为生产的普遍范畴即循环和再循环范畴中被生产出来的。文化再也不是为了延续而被生产出来。当然它会作为普遍要

求、作为理想参照而保持着，而且越是当它丧失了其意义实体时越是这样(正如大自然在其遭到普遍摧毁前从未受到过如比歌颂一样)．但事实上，它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它和物质财富

一样要屈从于“现实性”使命。而且这一点仍然与文化的工业性传播无关。无论是梵高的作品被陈列在大百货商场里还是克尔凯郭尔的作品卖了2000000册，都与此无关。关系到作品意义的，是所有的含义都应成为循环的，就是说正是通过传媒系统．它们被强制性地赋予了一种承接、交替的形式、一种与裙子长度及电视节目长度的组合调整(参见下文的《媒介即

信息》)相同的组合调整。也就是从这点出发，文化，和“新闻”中的伪事件一样，和广告中的伪物品一样，可以(很可能已经是这样了)根据媒介自身、根据一些参照规则被制造出来。人们在这儿使用的，是那种“模拟范例”的逻辑程序，或者是那些其实只是形式和技术游戏的摆设里发挥作用朗那种逻辑程序。在此范围内，(动态艺术等等之中的)“文化创造力“和那游戏/技术组合之间再也没有区别。在“先锋创作”和“大众文化”之间也没有区别。后者更多地牵涉到老套的主题和：思想朗、民间的、情感的、道德的、历史的)内容，而前者则更多地牵涉到形式和表达方式。但首先，两者都遵循一套编码原则，遵循对幅度和减幅的估算。

文学界，由于学院派式微而通常遭到轻视的文学奖制度(事实上从今世界的角度看，每年为一本书加冕是很愚蠢的)，因为恰好迎合了当代文化的功用性循环而又找到了令人惊讶的新

生。它们原本抽象的规矩，又变得可以与目前形势下的再循环与文化模式的现实性兼容了：以前，它们选出一本传世之作，那种做法很离奇。如今，它们选出一本具行现实性的作品，这种做法很有效。它们就这样得以苟延残喘。

大众传播将文化和知识排斥在外.它决不可能让那些真正象征性或说教性的过程发生作用，因为那将会损害这一仪式意义所在的集体参与——这种参与只有通过一种礼拜仪式、一套被精心抽空了意义内容的符号形式编码才能得以实现。

可见“文化”一词背负着种种曲解。这种清熄文化汤、这种“摘要”编了码的问题答案的汇编、这种P．P．C C之于文化，就像是人寿保险之于生命：前者的产生是为了避免后者的危险，并在否定生动文化之基础上，宣扬文化修养的那些仪式化了的符号。

由于依靠一种自动化的问题塔案机制．这种P P CC．反而与学校“文化”有了很多相似之处。另外所有这些游戏都足以考试范型作为手段的。而这并不是一种偶然。考试是在社会中获得晋升的一种出色形式。每个人都想通过一些考试．即使只是在非正式的无线电传声形式下的考试，因为如今被考核是构成声誉的要素。因而此类游戏没完没了的增加蕴含了一种强大的社会一体化进程：在此范围内．我们可以想象出一个完全被纳入这类大众传媒竞赛的社会，整个社会组织都建立在它们的认可之上。历史上已经有过一个社会曾经经历过一套完整的通过考试来进行选拔和组织的体系，那就是科举制度下的中国。但那个体系触及的只是一部分文人。而在这里．所触及的将是被姚动起来不断进行孤注一掷的整个大众，在这场赌博中每个人都押上了白已的社会命运作为担保；既然最好的‘一体化体系从来都是对立竞争的体系，那么也许可以省去社会控制中的那些陈旧机构：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达一步。旦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对这种考试情形的非常强烈的期待——双重的期待，出为在这种情形下每个人都可以被考核，也可以作为考核者、作为评判者(作为少数所谓公众集体决策机构的成员)参与进去。这是本来就虚幻的双重梦想；同时成为一人和另一人。但同时也是通过权力转移进行一体化的策略作用：所以决定大众传播性质的，是技术支持与P PCC。则组合(而不是参加大众的人数)。

计算机本身也是一种大众媒介，尽管游戏在那里显得个人化了。在这台花钱的机器中，智力的灵敏是通过点数或声音记号来反映的——这是知识和家用电器的奇妙合成——这仍然是由集体决策机构来为您编程。计算机媒介只是集体媒介的技术实现、只是这一“最小公共文化”符号系统的技术实现，这一系统主宰着大家每个人都来参与、而且每个人都参与相同的事情。

建立在产品稀缺之基础上的艺术投机宣告终结了。由于其“无限倍备份”，艺术也浸泡在工业时代之中(有可能这些备份，出于它们的发行量还是有限的，立刻又差不多在各地变成了黑市投机物品：这是生产者和策划者的狡黔)。艺术作品进了猪肉食品店，抽象派油画进了工厂……不要再问：艺术，是什么?不要再说：艺术，太昂贵丁……不要再说：艺术，与我无关：请读一读《缪斯》。

在这些大出版物的行列中，还应该补充上从《科学与生活》到《历史》等的各种出版物，它们长期以来满足了那些“有晋升希望的阶级”的文化需求。他们这样经常性地了解科学、历史、音乐、百科全书知识是为了追求什么?难道这就意味着内容不同于大众传媒传播的、那些已建立的合法学科具有一种特殊价值吗?他们追寻的是一种入门、一种真正的文化培训，还是一种晋升的符号?他们在文化中寻找的是一种合适的用途或财富，还是一种知识或地位?我们是否会在其中重新发现我们已看到的那种将消费物品定义为许多符号之一——的“一窝蜂效应”呢。

工业美学——设计——的惟一目的就是，使那些深受分工影响并被标明了功能的工业物品重新具有一种“美学”同质、一种形式上的或游戏式的统一，这种统一通过它们的“环境功能”、“氛围功能”等次要功能而使它们全部相互联系在一起、这便是今天“文化设计师”们在各处对作品所做的：在个体被打上分工和个体任务的深深烙印的社会中，他们想方设法他用“文化”对个体进行“重新设计”，把他们装到同样形式的外壳里，为文化提升符号下的交换提供方便，把人们放到“氛围”个之，就像设计对物品所作的那样。

当代物品中的一个主要的、带有摆设的范畴，便是媚俗。

机器曾是工业社会的标志。摆设则是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摆设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但如果我们同意消费物品的特性在于它因其符号功能而相对丧失了客观(实用)功能．如果我们承认消费物品的特点是一种功能的无用性(这才是我们所消费的，这与“用途”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的话，那么摆设恰恰就是物品在消费社会中的真相。在这一前提下，一切都可以变成摆设而且一切都可能是摆设。

IBM的笔记本也是摆设：“想像一台12cm x15cnl的小机器，它随处陪伴着您：旅行、办公、度周末。您只要用一只于、一个手指头拎着它，俏悄告诉它您的决定、向它下达您的指令、向它宣告您的胜利。您说的一切都被储存在它的内存里……无论您是在罗马、东京、还是纽约，您的秘书决不会丢掉您的任何一个音节……”再也没有比这更有用的了，再也没有比这更没有用的了：当技术成为一种神奇的心理实践或一种时尚的社会实践时，技术物品本身就变成了摆设；

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人们永远无法消磨足够多的时间以战胜那种从度日生活到从中赚取利益的命定必然件的时代：但是人们不能像脱去内衣一样摆脱时间。人们再也不能把它消磨掉或浪费掉，金钱也是如此，因为这两者都是交换价值体系的同一种表达方式：在象征范畴之中，白银、黄金都如同粪土。客观化的时间也是一样。但事实，极少有，而且现实体系而言，逻辑上不可能把金钱或时间回复他们古老的”、祭祀式的粪土功能中去。假使有人真正如此，那么他就是在象征模式上摆脱了它们。在计算和资本的秩序之中，这显然是某种方式的颠倒：我们通过它而客观化，我们被作为交换价值的它所操纵，是我们变成了金钱的粪土，是我们变成了时间的粪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