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武陵的那一头》

一种社会形态被凝缩成概念的标本，抽取其事实上缓慢演变的态势，像案头可把玩的物什一样加以审视，这个“乡土”所呈现出来的结构、秩序，以及温情与淡漠，倒着实令人向往。

早时读《诗经》，注意过其中浓浓的乡土情韵。后稷出生，天赋神艺，田地里的活计无师自通，“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整齐的韵律所承载的自豪与夸耀，十分明显。徭役与战争，总是人们额外的负担，因为它们与田园荒芜、父母难以奉养联系在一起，出行杨柳依依，归来雨雪霏霏，诗里怎么也找不着俄底修斯般冒险者的快意与荣耀。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写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作者进行了脚踏实地的乡村调研，以实事求是的作风与文风，分析了基于乡土的中国社会状况，以及民族的性格与精神。感觉那时的调研，已是应着现代文明的需要，在与异族文化的比照当中，用类似于诊脉者的视角，探讨这些特征对于未来长足的发展，可能带来的阻力。

很难说哪一种生存模式是绝对好的，大凡生存的物质环境与群体生活秩序、人际关系、道德信仰等同步协调，这样的模式总是相对理想的。在资源匮乏的农业时期，知足安分克己的文化心态及与之配合的社会结构显示出一种艺术化的和谐。当然费先生在书中所描摹的乡土形态，对于即便是六十年前的“急速变化”的“现代社会”而言，也已然是有了距离的。

这里的“乡土”是粘附于土地的，空间上缺少流动，人际上相对孤立和隔膜。小圈子内部，由于熟悉而亲密，由于亲密，彼此的受授可以无须律条、契约的拘束。甚至于可以无须文字，无须语言，眉目肢体差不多就能够传情达意。

这里的“乡土”是自足自满的，以“己”为中心，由生育、婚姻、地域等结成人伦纲纪的网络，也因之诞生与此相合的道德规范：克己修身，孝悌忠信。

这里的“乡土”是从容而矜持的，夫妇相敬，子女服从，分工合作，闲话少说。男女之间，情感未必紧张而强烈，但却是彼此了解且稳定，不强求对方的心理契洽，于淡漠中呈现出一种绵长的温情。

这里的“乡土”是讲求经验和常礼的，一切依照既成的习惯去做，“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种习惯似乎带有天然的魔力，人们对此抱持敬畏之心。

这里的“乡土”是不执着于是非而自有是非的。儿子做了坏事，父亲得受处罚；朋友间需要互欠人情，但又不过于欠下繁复的人情。诸如此类，其中的智慧与哲理，有着朴实的妙处。

只是，当时空巨变荡远了武陵的桃花之舟，曾有的模式与观念越来越显出它的尴尬。比如，由血缘、交游、地域等形成的亲密关系对于“陌生介入者”的淡漠，使得陆续离开故土从而也转化为“陌生介入者”的人群感到迷惘；而由熟人间的默契、信任衍化而来的“熟人政治”，又常常模糊公平，曲解是非，造成团体公共意识的淡薄。

这些都还是潜藏于观念层面的。更为触目的是西洋工业侵入对中国乡土经济的沉重打击。乡土原本就存在着土地资源的缺乏与赖以生存的人口之多的矛盾，而土地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现实，又使得土地耕种者交纳地租之后生活拮据；幸亏尚有家庭手工业的收入，可作为维持生计的补贴。但西方机器工业的进入，带来了中国乡土工业的衰落，从而导致农民生活近乎赤贫。要解救这种状况，不得不从将地主手中的土地交于农民、发展小型的乡土工业等方面考虑问题。费先生视野宏阔，分析深刻，书中的书生意气、人文情怀、逻辑思辨，以及漂亮的文笔，极为动人。

此前，几乎未有读过社会学著作，也几乎不曾关心过社会经济问题。这本书表述上的通俗顺畅，能让我站在这个陌生的园子边上稍事向内里探下头，自然是仍不敢向里迈进的。作者写作的四十年代，中国尚处于半殖民地社会，书中的描述与分析，有足可作为历史教本处，书中的规划与展望，今日里，有已经成型的，也有看不见踪影的。但有一点很明确，这几十年中国社会的发展，在速度上是远远超过了作者当时的预想。当然，社会的变迁，行行重行行，也不免与它过去的东西，丝丝缕缕地相连着，六十年前的有些负面状态，诸如城乡功能的配合、基层行政的效率、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衔接，等等，依旧有着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只有物质环境与非物质环境的真正同步协调，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美好的。

非常敬佩作者实地研究的科学精神，因为任何时候，空谈和官僚性的闭门造数字，都比实地研究要来得风行。这种实地研究，使作者不偏信某些权威给出的数据，同时也能从容平和地接受其他实地研究者获取的与己不同的结果。作者认为，只有大家把所见不同的事实堆积起来，我们的知识才会增加。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实地研究所得到的事实很受时空范围的限制，它们对于知识的累积而言，也是有价值的。

这本《乡土中国》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同时选纳了费孝通先生的《皇权与绅权》、《内地的农村》、《乡土重建》、《生育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