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再报告-与18位中国知名记者对话记者是谁？记者何为？ ——《真相再报告：与

记者是谁？记者何为？

——《真相再报告：与18位中国知名记者对话》读后

袁志坚

记者是谁？记者何为？我相信每一个记者对此都有不同的回答。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处于急剧社会转型中的中国，记者的职责和使命也应有着不同的定义。我们可以从黎勇编著的《真相再报告：与18位中国知名记者对话》（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一书中，看看其所采访的这18名记者，是分别如何作角色定位的，并可从中寻找他们共同的认知，以引起我们的思索。就笔者个体的经验来说，5月1日在电脑上打开黎勇传来的该书电子文稿后，4个多小时一口气读下来，然后掩卷慨叹，心绪难平。这18个记者在受访时的声音，汇成洪流，如在耳畔，轰鸣不息，虽然他们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可能非常孤寂和微弱。面对这样的声音，反思自己14年来的记者生涯，我感到不足和愧疚。

这样的声音，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力量呢？编著者在目录中所归纳的，是“追寻理想、拷问真相、守望良知、我在现场”，我以为抓住了主要。尤其是“追寻理想”，这是新闻的意义所在，记者的意义所在，因为理想对应的是现实与历史、真理与正义。记者入行之初，可能都曾为托马斯·杰斐逊1787年的名言所激励：“一个是没有新闻的***，一个是没有***的新闻，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那么，记者入行久了后，他们还会如此坚定地对新闻自由抱有理想吗？在一个体制化的话语环境中，在一个商业化的价值取向中，记者秉承“铁肩担道义”的传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们当然会受到侵蚀，但是，揭开山西繁峙矿难真相一幕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说：“我不相信中国记者都是只顾拿金元宝的人”；他们当然会受到阻挠，但是，西安宝马彩票案的报道者、央视记者张凯华说：“记者本身的操守，看记者是否站在公众立场上报道新闻”；他们甚至会受到恐吓，报道下跪的济宁副市长的中国舆论监督网负责人李新德，收到过“100万买人头”的邮件，但是他说：“我是正义的，我要继续做下去！”由于这些优秀的记者追求的是正义和真相，所以他们坚持了操守、良知、理想，正如《南方周末》原记者翟明磊说：“新闻是我寻找真理的道路之一”。

在本书不少受访记者的声音里，表明了一个共识：坚持操守、良知、理想的核心，就是坚持对公众负责。翟明磊说：“新闻是人心工程，来不得半点豆腐渣”； 刘畅说：“对公众负责是我们的基本态度和信念”； 张凯华说：“我们记者的原则就是揭开事实的真相，让每个人得到公平”。报道夫妻看黄碟被抓事件的《华商报》女记者江雪是学法律出身，她说，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她采访的一些事件，都涉及公民权益，与每一个人的权利息息相关，所以会引起关注。对公众负责，是一个公民社会里记者最基本也最本质的职责。因为公民对于新闻信息的知晓权和表达权，是他们建立时空感、确立主体性、参与公共生活、关心共同问题的生存权利，是一个现代社会体现民主、平等、自由的前提，如果媒体（记者）丧失了公众立场，是非常可怕的。江雪进而说，记者“是一个守望者的角色，记录历史”，“即使不能发表，也要记录，也是有意义的”。著名报人曹聚仁先生曾说到记者写文章是“史笔”，西方也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记录历史，并以公众的利益为视角，应是一个记者本真的追求。

布克哈特有言，“在任何情况下，历史都是一个时代发现另一个时代的记录。”这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有某些接近。像其他的意识形态一样，绝对的新闻自由并不存在，因为人们的视阈是有限的。记者不可能完全客观，记者并非全知全能者。记者可以深入现场，但也会受到外在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经验性的限制。一个优秀的记者应该是专业主义的。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是首个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进入战地的华人女记者，她在受访时说的一段话是很专业的：“我相信没有一家媒体把战争的真相完全告诉大家，每个媒体都有各种各样的局限”，“我能够做到的只是符合媒体标准的东西，把看到的东西如实地告诉大家，但是事实怎么样，需要大家进行比较。”闾丘露薇所尊重的，包括事实、受众和媒体标准。这引发了我们对理想主义的又一种思考：事实并不等同于真相，媒体标准并不等同于公众标准，新闻理想的最高点在哪里？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文以载道传统，近现代以来的报刊启蒙、斗争思潮，都曾经影响了记者对于新闻理想的误读，影响了记者对于专业主义的行进。因此，我更愿意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陈婉莹教授在《真相再报告》的序言中提出的问题：记者“在社会上应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要做积极的参与和推动者，还是冷静的客观记录者？”饶有意味的是，对照阅读本书所附录的受访记者的代表作品，可以读到两种文体，其一为冷静客观的叙述，记者不着一语；其一为激情洋溢的表达，多以描写、议论体现倾向。思考过后我们或许知道如何离真理之路更近。

这些富有新闻理想的记者的存在和成长，实在是多有波折。阅读他们的从业经历，可知他们多辗转于各媒体，选择适应他们的环境，感触与体制相冲撞的限度。他们中，大多出现在《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给予思想自由以一定尊重的媒体（刘畅称之为“有光荣新闻传统”、“最后的理想主义部落”），但他们仍多谈及，记者生存空间与话语空间还不可能合乎理想。虽然《南方周末》原高级记者张立说“《南方周末》记者不屑于拿红包”，但他也坦言在其他媒体工作时也习惯拿红包。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橘生淮南淮北的问题，它非常有力地提示我们，受尊重的媒体和受尊重的记者何其难得。一方面，社会的风气、媒体的风范、记者的风骨，需要总体的文明形塑和体制包容，同时，作为个体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支从未消失的力量，理想之火从来都在静静燃烧。《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冀望，“记者的信用建立在群体上，但群体的信用又是基于每名记者的言行”。 《真相再报告》的受访记者只是中国优秀记者族群的一小部分代表，但他们可以是勉励每一个记者燃烧理想之火的榜样力量。我们可期待的是，在一个提倡政治文明的中国，在一个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媒体和记者将取得更加独立的操守，确立更加高尚的理想，并切实成为中国文明进程的见证者、记录者、参与者、推动者。

（作者为中国宁波网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