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生命，第二次机会《【读品•随笔】周鸣之：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生命契机》

安内特•因斯多夫在《双重生命，第二次机会》一书中着重探讨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生命体验，人生何以为机遇左右，以及获得重生契机的可能。而她在分析《机遇之歌》（Blind Chance）时提出的一个小问题颇为耐人寻味。

《机遇之歌》中，能否登上轰隆离站的火车俨然成为主人公的政治生涯的转折点。肉体先于意志为魏台克做出了抉择，或是极尽全力赶上时代的列车，成为了一名党员，平步青云，却终遭利用；或是追赶不成，懊丧之下与警察扭打一团，成为一名地下反党分子，却也难逃猜忌；或是捡起实用主义的大旗，回到医学院。一边在社会主义大背景下安家立业，事业蒸蒸日上，一面有意识的与政治保持疏离。即便如此，在一次公差中，魏台克却遭遇空难。虽说每一种选择都导向一个失败的故事，但影片一开始，持久凄厉的呼喊和童年片段的闪回，似乎已在宣告这是一部直指死亡的影片。问题是，“为什么只有第三段中的魏台克才死了？”为什么看似与意识形态最为疏远的人生却径直奔向了死亡？基耶斯洛夫斯基是不是要表达“失去了政治的生活等同于死亡？”

对此当然可能存有诸多解释，内在隐喻结构也颇为复杂。因斯多夫对自己提出的假设并未深究，只是将矛头指向了生命的偶然性。个人的偶在，政治生活的不确定性，自我选择的荒诞感，乃至生命的神性意蕴都参与着魏台克跌宕的生命进程。若如此，我们倒可以豁达地称“生命是一次馈赠”，生与死的界限可能只是出自一次非确定性的偶然，因而时刻心存感激。然而，这种豁达基于对“机遇”的信仰，以至于忽略了某种危险的警示。如果说对于积极投身政治事务的魏台克，理想和信念受挫足以令他迷失生活的方向，困顿惶惑，但对于第三个故事中，对于某种缺乏参与度的生活，以及无所谓理想的魏台克而言，除了生命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命运之线冥冥的牵动似要演绎出“双重生命”，方死而方生。然而，机缘的引发，生死的牵引，却要涉扯到另一个重要的命题，是什么构成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重生的契机，如何才能把握生命的第二次机会？

第三段故事中，魏台克拒绝介入政治，也从不表述自己的立场，或许是出于恐惧，这一点他自己也无从反驳；又或是出于某种无力感，他可能比前两段故事中的自己更敏感的预见到了政治表达上可能会受到的挫折，更为明澈的的洞察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他似乎预料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个体的介入对时代进程是毫无意义的，只是徒然地写上或鲜红或惨淡的一笔。对于无法达成的理想，人们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它遗忘。未能追赶上时代火车的魏台克，似乎把青春把热血丢在了昨天，成为了一个局外人，舒心有余却得遭遇两难的困境：参与政治生活意味着暴露自己、忽视矛盾、忽略差异、交付信仰；另一方面，不参与也面临着变得空虚而麻木，得承担懦弱的指责，以及应对外界纷扰的被动局面，这两方面的张力始终存在，直到飞机的一声爆炸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机遇之歌》不是一个左右为难的故事，它呈现出一种普遍的对生活无从介入的困难，以及不介入的困境，二难相遇，形同一个怪圈，而这番情形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中时隐时现。

如果说《机遇之歌》的政治性介入尚带有危言耸听的威慑效果，《蓝•白•红》三部曲倒可以提供一种生活化的范本。《机遇之歌》模棱两可的生命危机和细若游丝的重生契机似乎可以在《蓝•白•红》三部曲中分别找到更明朗的对应。三部影片的主人公们，或是出于伤痛，或是因为失望和不信任，或是由于个体缺陷与欲望的不对等，不同程度地陷入生活介入的困难。他们自愿或是被迫地从原本的生活圈子中消失了，暂时的平静似乎赋予了他们一种超脱的能力，貌似新生。然而，平静之后，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固守自我的瓶颈。幸而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安排下，主人公们得以获得了情感的复苏，把握了重生的契机。

《蓝》述说的是一个自我割裂自我放逐的故事。意外车祸中丧夫丧女的痛楚让朱丽无力返还现实，坚强的品质也无以抵抗回忆的痛感。她决定将自己的过去一笔勾销，开始全新的生活。朱丽从没有诉说过她痛苦，可是为什么我们知道告别过去的她并不快乐。回到原本的生活轨迹，接受背叛承担裂伤的朱丽似乎没有过得更好，为什么我们会为她感到释怀高兴？重拾生命的轨迹如何让朱丽获得拯救？我们到底能不能与自己的过去割裂？人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选择未来？

时间流中的每一个时刻都对应着生命不同时段的体验，以过去、现在和未来三种维度的形态存在。这三者是彼此照应的三棱镜，互相影响，照亮生命。于是，每一个时刻的生命体验都纠结着，不可分割地促成精神的完整性。然而，思及过去对朱丽却成了不堪承受的重负，是尖锐的针刺，是死亡和孤独。她无力将过去整合到当下的经验，只得放弃自己的过去，一如割舍自己的手足，企图寻找出一条无需依靠过往经验支撑的全新的生活之路。无根的体验并不如想象中飘逸，沉重的痛感渐渐被飘忽的惶惑所取代，感知的残缺、记忆的缺席，经验的断裂使得朱丽在破碎的时间流中飘荡，惟以不全的生命紧拥当下的现实。朱丽遭遇的是俄耳普斯（Orpheus）同样的困境，不回望过去，则无以言及未来，而回望的一眼，却足够把美丽未来的幻境击成碎片。

朱丽因疼痛的恐惧而拒绝过去，寄希望于个人意志的自由，但当个人的体验无法融入当下与未来，她注定收获的只是意识的碎片和自我期许的假象。朱丽所呈现的断裂的生命体验道出了第三段故事中魏台克无从言及的个体危机，而时间体验的个人维度在《机遇之歌》中以一种更为宏大的时代进程的形态得以表达。同样是出于某种恐惧，恐惧个体的独立性被不可阻挡的时代大潮所吞没，恐惧原本丰富鲜活的生命想象被同一话语模式所抹杀。他宁可选择坚守自己的消极自由，不越雷池一步，在有限的范围内经营专属自己的个体时间。人民事业的轰隆的步伐俨然在魏台克身上遭遇了时间的凝滞，他无法将自身的时间汇编入历史的进程。他为自己选择的时间系统，在社会的洪流中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微小到足以忽略全部的内在逻辑，而只作为旁逸斜出的一截，随波逐流的一段，无所谓过去，也看不到未来，轻得令他无从把握，无法自持。最终与朱丽的遭遇相似，无法系联起一致的精神体验，同样成为魏台克期待未来的最大障碍。

《白》的男主人公卡洛的苦恼没有这么沉重，但也毫不轻巧。由于个人的缺陷——性能力的丧失，他被妻子告上法庭。尽管夫妻间还有那么点感情，但情感不足以扭转整个社会压倒性的价值取向。私人的伤痛不得不拿到太阳底下暴晒，卡洛为无能而饱受世俗的白眼，并被驱逐出原先的生活。基耶斯洛夫斯基告诉我们，爱情的风险并不在于建立完美的内在诉求是如何困难，而是如何使得用以经营爱情的资本与所处语境下的价值取向时刻保持一致。此刻，卡洛倒是深刻地体会到私人情感被社会价值所干涉的压迫感，他从自己与妻子的不平等看到了作为个体的自己在面对整体性限制时的懦弱无力。

魏台克的苦恼或许也同样根植于此，政治风险与爱情风险相类，需要高超的平衡技巧，一方面要达到内在满足，另一方面得顺应外部环境，而后者时常盘踞压倒性的地位。在前两段故事中，魏台克令自身的基质与相属的社群融合，这使得他徜徉在改造时代的理想中，怡然自得，毫不突兀。就像移居法国前的卡洛，还有些为社会认同的本钱，尚能得娇妻两情相悦。然而，故事的结局处，基耶斯洛夫斯基把魏台克一下子抛置到了与所属群体对立的位置上。魏台克不幸当了两回炮灰，怀抱着平等公理的幻灭和沮丧，惨淡收场。第三段故事中的魏台克比前两段故事中的自己更敏感地预见到寻求社会价值一致性的荒诞，选择哪一种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出于偶然，但如果不能保持高度的同步，被划为异己就是必然存在的风险。为了规避个人与群体间的不平等的风险，他迅速放弃了追赶火车的企图。

就在魏台克一脸睿智地打算把他的政治功能性障碍坚持到底之时，卡洛则选用了最能迎合世俗的方式来化解个体与群体对峙的痛苦——用赚钱的能力来弥补性能力的缺失，从这个角度上，他完全认可了社会主流价值施加给他个人的苦果，他费尽周折，磕得头破血流只为了重获爱的平等。他努力赚了大钱，高扬起曾经羞辱过自己社会价值，把背叛自己的妻子送入了大狱。

事实上，直到《红》的结尾我们才知道《白》是大团圆的结局。卡洛与被自己亲手设计的妻子重新走在了一起，与其它两部的主人公同在暴风雨中获救。爱的能力似乎挽救了卡洛，他不再执着于获得虚妄的平等，并避免了再一次地在爱与平等的悖论中自我沉沦。如果说，是爱不平等令卡洛蒙羞，而现在，它又如何使人获得拯救？

《白》探讨的是平等，但真正命题却是牺牲，恰立于“平等”的对立面。爱的屈辱让人寻求平等，爱的能力却让人懂得牺牲。舍勒曾言及一切受苦和一切痛苦，就其行而上学及纯形式的意义而言，乃是部分为了整体以及较低值的为了较高值的牺牲体验。我们自不必指涉基督教意义上的牺牲。从二人情爱的角度而言，爱的和谐的获得即意味着需要一定程度地抹去自我意识，通过忍让和牺牲来获取共同联合的平衡。在更宏大的层面上而言，生命机体的繁衍即得仰赖个体的耗损，这正表达了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平等何以无从谈起。如此，我们甚至可以把卡洛惨遭出局后的努力看成《机遇之歌》前两段故事中魏台克受挫后的生命的延续，他们的精神气质是一致的，无论是将个体交付情爱、政治还是国家，举目可见的是爱之名义下的刺痛，共同联合下的不平等。然而对于卡洛或是甘冒风险的魏台克而言，尽管前途是荆棘丛生，也愿意领受。

爱的语境下恐怕从来就没有平等，只有承担痛苦的自由意愿，《白》的结尾处隔着铁窗的二人留下的泪水，既是爱的刺痛，亦是生命的警示。

朱丽和卡洛虽然历尽磨难，总还算幸运的在短时期内走出了阴影，而《红》的老法官则为此等待了四十年。离群索居的老法官，是个以窃听邻居电话为乐的怪老头。尽管他睿智，且经验老道，好像一眼就能看透人性的卑劣，直指痛苦和恐惧的根源。只是人们的生活与他无关，他从来只负责掌握，无意介入。

用时髦的话语来说，乖僻的老法官俨然是个他者的形象，一种对立的，疏远的，异己的存在。然而，世人故作严肃、固守尊严的荒谬于他也恰是一个颠倒的世界。远离政治的魏台克也未必不是觉得参与政治的可笑，而拒绝沟通为他设立了一道屏障，自然地割裂着自身与他人的联系。魏台克或许也没有确定的立场，也无从为自己划定的界限，只有茫茫然地通过否定来确定自己的边界，不自觉中完成了一个陌生他者的自我设定。魏台克显示出与老法官的一致性，老道敏感，预料到暴露自己会遭遇的种种不测，便将自己掩藏起来，观察周遭的一切，悄无声息。

玻璃是基耶斯洛夫斯基惯用的道具，他习惯用玻璃隐喻人与人之间无所不在又无可形状的屏障。玻璃既阻挡了外在的风险，也阻挡了沟通的可能，这正是尚未得到神秘启示的主人公们的现实情状，被自我意识包裹得严严实实。安全，但乏味。而在《红》中，电话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基耶斯洛夫斯基几乎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如此旗帜鲜明地向人们展示救赎的契机：电话，即意味着沟通的可能。

当政治话语换到日常生活的语境，抉择似乎会纯粹得多。与在自我及他者的割裂中无所适从的魏台克不同，老法官得益于沟通的尝试，争取到了重生的契机。一开始的老法官似乎是全知全能的存在，他知道自己的爱人与人有染，他知道某家的丈夫有外遇，某家的富豪在贩卖***。他试图教导瓦伦蒂娜懂得爱会让人晕眩就会令人恶心的道理，要告诉她爱能有多深，伤就能有多疼。他能洞察一切。然而，他所知越多，就对人性越了然，便就越冷漠。他近乎全知的能力正是导致他生活不快乐的起因——通过年轻的律师奥古斯特的眼睛，为我们演示了40年前发生所发生的事情，爱人的房间内正上演一场通奸的戏码。或许“洞察世事”已足够令法官麻木，对人性的了然也使得他的人生分外萧索。若能选择，老法官大概会选择与周围的邻人一样，过一种不能预见的人生。

瓦伦蒂娜的出现使他有了重新开始生活的念头，这种重生的念头是从自我揭发的试探行为开始的。老法官自行举报了窃听行为，这似乎是试图与瓦伦蒂娜进行沟通的初步努力，尽管是旁敲侧击的。如果说，通过承担生命行为是老法官用以获得新生的一种方式，那么“沟通”的行为便是重生后人生历险的第一步。其意义好比婴儿憋足了劲的第一声啼哭，充满了试探、惶惑和喜悦。只负责收音的“监听器”被意味着双向沟通的电话所取代，拎起电话这一简单的行为决定了老法官重生的成败，此刻，他不再是隐藏在幕后，不为人知的全能者，而是回到生活中，作为一个毫不起眼，生性古怪的老人。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在与外界联系中渐渐消退，老法官获得了情感复苏的能力。

三部影片的最后，以方舟来承载主人公们的新生恐怕不会是出于偶然。《蓝•白•红》的篇末，主人公们流下的泪水，酝酿了痛苦、懊悔和醒悟，是在孤独和绝望的尘嚣上好不容易开出的花朵。回归赋予生命实质的痛感，通过牺牲了解爱的真相，对生活的热烈表达和对生命行为的承担，成为主人公们获得世俗救赎的途径。或许基耶斯洛夫斯基并不想告诉我们，这些努力会给生活带来更好的结果，只是更多一些重生的契机。

[美]安内特•因斯多夫著：《双重生命，第二次机会》，黄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2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