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读品•随笔】张佳玮：非常时期的爱国》

一

要让别人嘴上相信自己，一般来说有三种方法。一是拿出真凭实据——到了这个PS整容漫天飞你亲一个姑娘都得猜那嘴唇是真是假时，这点很难了；二是你的信用记录：比如商鞅立木悬金，就为了这个。如果一个人从不撒谎，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信了他；如果一个孩子没事拿狼来了吓唬农民伯伯，一头狼真追着他跑，大家看了也以为是他养的狗在演无间道。

最后一种办法是这样的：拿种特愤怒的姿态对人骂几句，泼点脏水，扔点砖头……比如，以前教会拿着火把去吓唬布鲁诺，让他相信哥白尼说的都是假话。这种情况一般可以吓倒个把，比如我，看见鲁智深愤愤然提禅杖冲我来，我也会承认他发型很好看，然后鲁智深多半会很满足……

但是，我觉得，最后一种方法一旦施行，我嘴上认了屈，心里一般还会有把无名火。当然，鲁智深也许也知道，但他要的只是我嘴上的应诺，拿去跟人说“有人夸我头发好看哩”，而懒得管我心里干嘛。

二

以前，我常和女孩儿吵架。每次吵到最后，都会忘了开始时在吵什么，然后一句句地追溯。《围城》里方和孙就这样：“你先说了XXXX不然我何至YYYY。”后来我觉得，这样很不上算，因为很浪费时间……后来，每次似乎要吵起来了，我就选择不开口说话，自己看点书什么的。

我总相信，语言这种东西的力量被夸大了。从来没有一种攻击性的语言可以骂死人，致人于死的总是些别的东西，比如被语言唤起的暴力。如果让希特勒先生朝犹太人大骂三百声，哪怕他口才好如韦小宝，犹太人大概也无所谓；但，他在台上一演讲，德国的一些同学就HIGH起来了，然后就开始琢磨毒气和集中营……想通了这一点，我就多少有些陆小凤小说里的做人法了：朱停每次打算做什么事，都先“停”下来想一想。

吵架所以会绵延下去，总是因为一方不打算认输，然后就牵连下去。一个静脾气和一个暴脾气吵不起来，因为暴脾气的语言暴力伤害不了静脾气，于是静脾气不会保持一种愤怒的姿态……每个人的脾气是不同的，我对暴脾气的人没什么恶感，因为这些朋友多半古道热肠、慷慨豪迈。一般想劝这些朋友干什么事，我觉得，激将法会有效些。因为他们很在意一种“我被小看了吗”的错觉，一旦产生这种错觉，他们就很有行动的欲望了……

吵架所以会绵延，还在于一个很奇怪的爱好。比如，我经常觉得自己被女孩儿欺负了，于是我觉得反欺负她一下。后来复盘时，会变成这种情况：“你为嘛骂我娘？”“你还骂我爹了呢！”——“你为什么不讲道理呢？”“你丫先讲道理了吗？”

我现在大概觉得，无论什么情况，不讲道理总是不怎么上算的事。不讲道理肯定有时可以爽快一点，而且可以忽悠过一些细节。比如，“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这里面没有什么推论的关系，也显得没什么逻辑，但是粗声大嗓一喊，或者做成标语，就很有感染力。问题在于，据我所知，以前义和团就是这样“大家都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然后大家一起上阵死掉。为国家而死，如果临到我头上，想必我是不会推辞的，但在战场上拿血肉之躯去挡子弹，总是不那么上算——于是，我经常得提防自己成了被忽悠的义和团。所以，遇到什么事，如果可以有一些必然性的推导，我就会觉得踏实点。

三

我不很懂什么叫理性，但我觉得，讲道理是个不坏的态度。所谓必然性的推导，就是：我女朋友不断提醒我某餐厅的烩菜和鸡蛋羹好吃，我就想1可能她饿了，2她想去那地方吃饭。这种推导很本分。如果从她提醒我XX菜好吃而推导出她嫌我穷酸只配吃这个进而推出她有了外遇再进而推导出我给她爸妈单位打电话说她家藏了炸弹可以让她重新爱上我，这种构思就太跳跃，写成小说不错，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么干的话……

当然，寻求一种踏实的态度，有人也说过我简直有些受害妄想症，老怕被人骗。其实吧，我觉得人活着总难免被骗一下。所以，我其实比较相信，这个世界的恶意并不那么多，没有特别多的人特意千里迢迢来骗我或攻击我。比如说，我写过一些字，说我喜欢俄国作家，后来我读到，纳博科夫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很糟糕，还在课上烧了他的书。对付这种情况，我就很难去联想到纳博科夫打算针对我，或者他是个可耻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俄罗斯人，而且他死后6年我才出生）。又比如，福楼拜说雨果的《悲惨世界》很糟，而我恰好非常爱《包法利夫人》和《悲惨世界》。于是，在我想学点写东西时，我就看这两本书，然后想，他们的话究竟有没有道理……福楼拜的反对没有妨碍到雨果和他自己。如前所述，大多数的语言和言论没有伤害人的能力，除非那些具有煽动性的。

就是说，我觉得，世界上有素食主义者，有肉食主义者；有人不喜欢吃猪肉但爱吃牛肉，有些人不爱吃南瓜但爱吃青菜。有一种不那么好的习惯是这样的：你不爱吃猪肉？滚！滚到素食主义者那里去！你不爱吃素食？你还赖这儿干嘛？（北京有一间GAY吧里据说流传这种逻辑……）我一直觉得，伏尔泰先生所以了不起，是因为他忍耐力很好：如果换了我，看着别人在那里说我是猪头，我心里不同意之余，也很难忍住不上去给他几拳或者往他凳上放图钉……我觉得，允许一个人说话，理解他的意思，在确认他确实说了自己不爱听的话后依然保持这种允许，是种相当高尚的品质。

四

雨果先生的《九三年》里，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在“非常时期”，“爱国者和卖国者”打打杀杀。在巴黎，断头台每天劳作不已；永不宽大，绝不宽恕，斩首。我对罗、丹、马等几位先贤非常佩服（部分因为他们在孔雀街的吵架甚为精彩……），所以不怀疑他们的决策能力和决定。主角之一西穆尔登就是“永不宽大”“绝不包容”的代表；但是，另一个主角，郭文子爵，最后给出了另一种答案，在我所看的译本里，他释放了朗德纳克，译者还在序里认为这行为很“软弱”，很“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很“不利于革命”；雨果先生自己的答案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西穆尔登也没给出答案：是始终温和的讲道理，还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不讲道理呢？他和郭文是矛盾的双方，而且如父亲般爱郭文，只得自杀。

——但是，我偶尔也在想：在非常时期，那些远比我聪明的人们做不出艰难选择，于是只得死去了；但是，那些驾着飞机朝威尔士亲王号投弹的日本飞行员也觉得“非常时期，我尽忠的时候到了”，然后不讲道理起来，这就显得很蠢。我觉得，如果作为西穆尔登、罗伯斯庇尔那些先生们，对要破坏大革命的分子们亮出断头台，最后自己也上断头台，是件很高尚的事：因为目的至少是正面的，是伟大的；但是，如果我被说成是日本飞行员，也显得很没意思。

我看到许多报纸和许多人都对我说，现在是和谐盛世，大家的生活很平静安宁。我也很喜欢这种说法。如此一来，在宁静的环境里，用一种踏实的，“科学的”逻辑来思维，我觉得是不错的；至于一些很急切的打算“不讲道理”的情绪，很可以留到《九三年》里那种内忧外患的情况，再摆出来，应该也不算很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