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自由主义和历史终结论》

徐友渔先生在其《重读自由主义及其他》中就汪晖对自由主义的看法评论到：

”有人在了解情况很少，毫无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大谈自由主义遇到的“挑战”、所处的“困境”和“危机”，比如，汪晖断言：‘当代自由主义没有能力在一个同质化和异质话相互交织的世界里提供普遍主义的全力理论’，‘当代自由主义刚刚还沉浸在‘历史终结论’的兴奋之中，却迅速地感到了较之以往更为深刻和严重的危机’。我认为，考察社群主义者一开使对自由主义某些观点的批评，以及争论的发展，并不能得出汪晖想使人相信的结论”（152）。

笔者认为徐友渔对汪晖的批评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忽视了汪晖所说的“历史终结论”之根本和自由主义中某些方面的弊端。就“历史终结论”来说，其之初是基督教历史观，而近现代最广为人知的代表则是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就自由主义而言，最早表达这种观点的是法国自由主义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解释的“普遍历史之曙光”（Dawn of Universal History）。阿隆分析，无论是苏联也好、欧美也好，都在进行着一种工业化的进程。虽然在其《历史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继承了韦伯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但根本来说和韦伯一样观察倒了一种理性化（工业化）的进程。这种进程未必是某种学理能预测或先定的，但却又能多多少少通过实际的方法被观察出来。故阿隆称之为”概率性的决定论(probabilistic determinism)”。所以起码就阿隆来说历史终结论和自由主义的原则是可以并行的。

在美国此理论在阿隆的基础上则走向了另外一种道路。丹尼尔·贝尔在其《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中所表现的不是一种多元性的精神，而是一种建立于某种经验主义和对学理不信任情况下的决定论，认为美国在50年代已经用尽了政治理论，在极左和极右的冲突下饱和化，终究形成了一种“后工业社会”。贝尔本人虽然不是一简单的新保守主义者，但新保守主义的创始人克里斯托(Irvine Kristol）却是其同事和好友，而其“历史终结论”也最终变成了法兰西斯·福山笔下的“历史的终结”。这种历史的终结是根本性的和决定论的，无法容忍其余的可能性。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是一种特定环境（冷战终结后欧美的乐观主义）的产物——十多年后的今天自然站不住脚。

这种美国式的历史终结论显示出了自由主义内在的矛盾之一，就是多元论和对普世自由的追求之问题。多元论应允许不同的可能性之存在，而自由的普世性追求则是决定论的、一元的，康德黑格尔式的。换句话说就是柏林“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区别。历史终结论是后者的表现。

笔者认为汪晖所批判的正是这种形态的“历史终结论”，其本身是自由主义一部分的代表。虽然这部分（新保守主义）并不代表自由主义的全部，但起码它却是自由主义学理发展的可能性之一。汪所说的自由主义感到的危机确实是其学理本身的矛盾所引起的。自由派可能并不想承认其学理对“积极自由”的包容性，但我们不能忘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二者的出处是一致的——启蒙运动对自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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