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的封闭因为开放，所以封闭——读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因为开放，所以封闭

——读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金浪

评述艾伦•布鲁姆的这本《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从来就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1987年该书的出版在美国构成了一个轰动性的事件，除了盘踞畅销书榜首长达一年之久外，在学术界内的影响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之间，围绕此书的评论充斥着美国大大小小的媒体，几乎整个学术界与知识界都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论战激烈程度堪称南北战争以来所罕见。

事实上，该书的题目就足以构成惊世骇俗的效果。因为在一般人眼中，美国乃是世界上最民主也最开放的国家，而布鲁姆却反而指出美国精神已经走向封闭。在布鲁姆看来，这种封闭恰恰是因为过于“开放”，以至于价值标准混乱，虚无主义横生，而封闭的深层原因乃是因为价值以及价值承赋被一种相对主义的语言所污染。这种语言扎根于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并在美国文化对德国思想的浅薄吸纳过程中病入膏肓。因此，该书虽然表面上谈论的是美国的大学教育与青年状况，但实际上却涉及到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整体性批判。

布鲁姆把美国危机或者说西方文明的危机归结到思智层面。从这个层面来看，美国建立在一个由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等人开创的现代性的基石上，这个基石奠定了民主社会的基础。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现代性的缔造者在选择“权利”的同时却摒弃了更为重要的“善”。由于被赋予了自然权利，人被启蒙了，人们在理性的保障下相互缔结契约而成为公民，但“善”却被排挤到无关紧要的私人领域。自然权利保障了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但却难以给出一个幸福的标准，价值成为可有可无的，或者至少也是因人而异的摆设。因此，这个基石尽管“低俗而牢固”，但却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危险的处境，因为在它的底下隐藏的乃是“虚无主义的深渊”。

通过对卢梭、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现代思想家的讨论，布鲁姆进一步地追述了这种原初的失误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造成了美国的现实。在布鲁姆看来，还有一个因素加剧了价值的相对化，那就是自我的膨胀。由于丧失了对于美德与善的追求，灵魂死亡了，自我成为它在现代的替代物。在科耶夫那里，现代性也就是奴隶发动的对于主人的“争取承认的斗争”，而如今，主奴关系已经被扯平，世界上再没有什么高耸的神殿，剩下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孤立的自我。自我的膨胀也是伴随现代性而发生的。布鲁姆在书中这样写道：“美国虚无主义是一种情调，一种忧郁和变幻不定的情调，一种使人困惑的焦虑。它是没有深渊（即自我）的虚无主义。”没有自我其实正是因为自我的无处不在，这是美国危机最滑稽的悖论。

布鲁姆的批判实际上源于斯特劳斯学派对于现代性的“反动”。作为列奥•斯特劳斯的衣钵继承人，布鲁姆的论述也正是在斯特劳斯建立的框架中进行的。如果说斯特劳斯在世的时候很少言及美国当下的政治，那么布鲁姆则一头扎进了纷繁复杂的美国社会。相比生前默默无闻的斯特劳斯来说，布鲁姆的这本书对于斯特劳斯学派的浮出水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出版后遭到了来自不同阵营的攻击。民主派和自由派公然宣称布鲁姆是民主的敌人，是用“哲学家暴君”来取代美国的民主政治，而左派则指摘布鲁姆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忽视了人们在种族、性别、阶级方面的压迫。似乎只有保守派乐得其成，但他们对布鲁姆书中那些政治不正确的地方也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面对着来自各方的误读与抨击，布鲁姆喟叹也许只有四五十年代的萨特与《现代》杂志方能与之相比。

也许这本书最受诟病的地方就在于，布鲁姆究竟是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或者说他的保守主义有什么不同之处？尽管斯特劳斯学派整个地被扣以“保守”的帽子，但布鲁姆却拒绝说自己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就在该书出版的第二年，布鲁姆应邀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这样说道：“保守主义是一种可敬的态度，为了坚持和忠于在大学中已经不再那么受欢迎的东西，它的拥护者通常不得不在人格上保持坚定。我恰巧不是那样的人。”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辩护。的确，该书中布鲁姆的态度会时不时地陷入含混，一方面他称赞民主社会所带来的平等，但另一方面又对民主的前景痛心疾首。然而尽管布鲁姆自称还不够格做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对保守主义的认同却是昭然若揭的。当然，布鲁姆的“保守”并不同于美国政坛上那些捍卫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在布鲁姆看来，既然民主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民主的宿疾必须要求助于前现代的方案。因此，其保守主义的标准并不是来源于德国浪漫派式的对中世纪的伤感缅怀，而是指向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布鲁姆认为在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层面上来说，民主为了不至于导致绝对主义的复归，它就必须容忍非民主观点的存在。在教育方面，也就是要容许大学成为世俗社会最后的精英保留地。布鲁姆的理由是，“这样做不是为了建立贵族制度而是为了民主制度本身”，大学“必须提供民主社会中没有的经验”。韦伯曾经呼吁过学术中立，但布鲁姆这里，大学完全不必为自己的精英倾向而脸红。因此，布鲁姆对于60年代的学生运动颇多微词。在他看来，大学必须改变现今过分专业化与对科学的过分推重的局面，转而推行一种叫做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人文教育。这种教育旨在使学生认识自我，唯有如此，当他们在面对价值决断的时候才不至于陷入一个又一个陷阱而不自知，而实现这一通才教育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研读经典来与伟人们对话。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理解布鲁姆所谓的“封闭”了。它指的乃是民主社会对于非民主经验的完全拒斥。为了重新“开放”起来，美国社会必须恢复大学的精英化教育，以此抵抗民主社会所带来的单一经验。我不得不承认，在重寻反思现代性的路径方面，布鲁姆以及整个斯特劳斯学派的观点都是极具魅力的，但是对于他们的政治解决方案我却一直持怀疑态度，然而当我在面对布鲁姆对大学的反思时我却又难免不会变得再度含混。在布鲁姆的诊断中，民主社会因为开放走向了封闭，但问题在于它的逆命题是否也能够成立。“因为封闭而再次走向开放”，这个逆命题无疑会让我们变得无比紧张，就好像我们面对着一次招魂，当地狱之门再度打开，天国之门则会向我们永久关闭。

200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