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及其超越《风险与传媒》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信息交流系统、社会文化建构系统、社会心理疏导系统、社会管理控制系统，在社会功能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在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理论中，媒介与社会有着互动共生关系。按照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1951）的表述，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如果辨证地看，一种新媒介的短处，也将给文明带来特有的风险。麦克卢汉（Mcluhan1964）曾睿智地指出：“媒介即讯息”，每一种媒介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用一种方式而不是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从历史发展看，“信息革命”经历了印刷术、电报、摄影、广播电视和计算机等阶段，目前进入到以Web 2.0为标志的媒介融合阶段，如果说当今社会从权力结构上看是知识化的，在深层结构上是网络化的，那么在社会表现上则是媒介化的。正因为如此，假如说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那么媒介化风险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核心问题。

现代社会处在一个紧密联系的网络中，为了抵制风险，传统的对策是叠加组织架构、发展技术能力、增强信息处理机制，但是，每增加一层组织架构、每发展一种新兴技术、每多处理一条信息，不仅使组织的管理成本增加，也使社会的脆弱性增加。随着网络变得空前发达，各单位之间的依存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一旦某个单位有了问题，相关单位也会受到困扰，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或曰蝴蝶效应的生成。网络不仅吸收震荡更能传导震荡，一场金融危机、一次恐怖袭击、一次疾病暴发、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都会即时放射状传递，产生破坏稳定的影响。

在悲观论学者看来，一个社会的发展一旦到了一定的复杂程度，它的脆弱性就会与日俱增，最终达到一个临界点，即便是一个相对很小的干扰，也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社会整体构架的崩溃。所以他们呼吁在社会功能方面进行某些有益的分解，小的是好的，简单是好的，独立是好的。而在乐观论学者看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把世界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大市场模式下，立体的叠床架屋的结构势必逐渐变得平坦，所以，大的是好的，精密是好的，网络是好的。而无论乐观与悲观，我们不得不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的复杂性已经无以复加，在风暴来临时已经很难回溯到蝴蝶的那对翅膀，风险不仅来自于环境，也来自于我们试图驾驭环境的一切制度、技术、知识，来自于我们作为集体或个人做出的每一个决定、每一种选择和每一次行动。所以，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如何将风险恐惧转化为风险意识，最终推动一种风险文化的形成，乃是大众传媒的当务之急。

在一个高度媒介化的社会里，普通人无法脱离媒介来理解什么是“真实”，因为正是媒介将“真实”带至“在场”和“当前”，同样，普通人也无法脱离媒介来认识什么是“风险”，因为正是媒介设定了议题，使风险从不可见变得可见。在媒介化社会里，经济趋向于符号经济，政治趋向于媒介政治，任何显性的风险总会体现为一个媒介事件。正如贝克所指出的：在资本、传媒、科学和政治之间，已经呈现出一种新的表述系统，这使风险的呈现形式从原来的基于概率思维和统计学计算的数字形式、转变为一种更具弹性的侧重于感知和表述的媒介化（mediation）性质。

风险调动和汇集了关注，对风险的恐惧总是伴随着大量的传闻，原本通过口口相传而大量繁殖的传闻，其传播速度借助于媒体技术成倍增长，不仅如此，传闻的力量不在于简单地复制、而在于它不停地修饰变化和自我生成。媒介不仅协助传闻再生，而且大量媒介的关注能够赋予传闻以“真实性”。 媒介舆论是一个自发的创作和复杂的操纵的混合体，不是由一个明确的机构或一群有名有姓的人而推动的，而是由舆论的诉求和它的信服力推动的。舆论本身不一定是基于事实和理性的，但舆论很可能体现了大众对风险的合理恐惧。治理者担忧的是，大众可能会由一个看似不构成很大风险的风险而动员起来，而被不实信息煽动起来的不理性的舆论对此推波助澜。正如英国学者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所指出的：媒介能制造出全球化的“信息螺旋”，在这个螺旋中，相关的事件自动集合成一个冲量，可能导致无心插柳的结果和无法预测的结局。

在某种意义上，被官方科学所认可的“风险”，被媒介所表征的“风险”，被公众所感知的“风险”，皆属与人为的建构。各种风险无论是物质性还是非物质性、也无论是可见还是不可见，所有关于风险的知识都是媒介性（mediated）的，都依赖于解释。而所有的解释从本质上说都内嵌着一个立场与视角的问题，因此，风险问题往往也就是政治问题。换言之，风险是高度媒介化的，也是高度政治性的，媒介参与了风险的建构或形塑，媒介自身也是各种界定风险的权力力量的角斗场，这些力量共同决定什么可以算作是风险、如何想象和呈现这种风险，在由推理、隐喻、象征符号所组成的媒介表征系统中，完成对风险的生产、操纵、协商和置换。如果从风险治理论的角度看，不妨将风险理解为一种媒介化的统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