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第一次读《忏悔录》,手不释卷呑下第一部后迫不及待捧起第二本,却几乎读不下去。上个月再次翻开,发现自己很能理解卢梭的心情,可以用平和的心态看待那些充斥字里行间的勾心斗角、繁琐人事了。我当时觉着的只有悲哀:我竟已经从一个乡下人变成城里了!
到上海念书之前,我在云南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县城待了十八年。零三年动身来上海那个夏夜,有十九个朋友到车站送行,从幼儿园的伙伴到高中的同学。这个城区人口长期不足三万的小城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条街走下来几乎不可能不和人打招呼。上学期一个南京同学和我一起回了趟老家,他很惊奇地说:“这就是一个希腊城邦啊!”
老家有一个很不好的习俗:好请客,每年婚丧寿迁的喜帖都有厚厚一摞。每逢请客,少则一百人,多至近千。这次回老家正好遇上表妹结婚,近四百人宾客集聚的阵势把南京来客唬得直呼“长见识了”。我国素有“礼失求诸野”的说法,诸如此类的民间陋俗算否孔子“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而保存下来的礼之形骸?中国古礼更多存在于民间,宴客之风在乡下人看来就是“礼尚往来”,这是否亦类似于古希腊人的热衷会饮?
南京这位同学一直觉得我的处事方式匪夷所思,离开我老家的时候他说:“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待人了,你还是只适合生活在云南。”卢梭自称不适合城市生活,我对此感同身受,城市与乡下有着截然不同的交往体系,不愿摆脱原先一套规则而想在城市生活得游刃有余几无可能。《说文》解释“友”是“同志为友”。两个手的象形,可以看做握手吧。有着一颗“多情的心”的卢梭(P4)怎么能忍受只是握手,他早已忙不迭送上拥抱了。可这城里朋友挣脱他的乡下朋友臂膊后第一个动作就是转头向身边的教士,对他说:“你看,先生,我的朋友是怎样爱我。”(P423)从湘西跑到北京的沈人文曾说,“我是一个乡下人,走到哪儿都带着一把尺子和一杆秤,因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我有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及其意义。”沈从文比卢梭幸运,中国文人圈接纳了这个乡下人,但不幸的是他却始终未能在这些人里找到认同感,所以文革中他只感到绝望的孤寂。人人心中自有一杆称,城里与乡下至今未能统一度量衡。走出湘西他,受到都市浓郁“现代”气息熏染,疑惑焦虑以至混乱无法自拔,只能从对过去生活的反刍中得以慰藉。迷狂无助的沈从文呼唤“翠翠”,像在呼唤一个久别的旧朋,实是对未经洗礼自然璞真的自己深情的招魂。
卢梭这样要求自己的朋友,“我怎么爱你们,你们就怎么爱我吧;此外,不要管我的事,就跟我不管你们的事一样:我所要求于你们的,不过如此而已。”(P525) 苏轼最不满王安石的地方在于他“好使人同已”,也是这个意思。从后半句话可以看出:卢梭已经从乡下人变成城里人了! 或许该说从古代人变成了现代人。明确划分彼此在我看来是两类人的标志性区别。卢梭乐于把最亲近的人都视为亲人,于是华伦夫人成了妈妈,戴莱丝成了姨妈,爸爸乔治•吉斯元帅,还有伊萨贝尔这个女儿。而这对于他那些所谓朋友则是从未有过的。我在大学里有五个好朋友,六个人中恰好三人城里人,天个乡下人。过去我一直言必称“大家”,然而他们五人都并不认同,“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是朋友,如此而已。”
“世人最远的距离,从人心到皮肤,三厘米。”这句网上流行很广的话揭露了一个现代魔咒:渴望一个人而又害怕一个人,是现代人永远无法摆脱的沉重十字架。卢梭少年时代和表兄在乡下整天都很闲适,而成年后与启蒙哲人们的交往常让他觉得局促。因为后者总试图相互了解。《老子》第三十八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有以为”便不好了,也是《庄子》所谓“贼莫大于德有心而心有睫”。城里人的交往多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要有共同语言,认可为我辈中人始与之交,遗憾的是再理解也很难亲密,越是理解越难亲近。了解是好的,但刻意就不好了。卢梭提倡回归自然的想法与老庄如出一辙,从身心两方面反对修饰也与之同理。
我和老家朋友相互了解并不很深,在一起就只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群居终日,言不及意。”一定会把夫子气得连呼“难矣哉!”和大学同学在一起则喜欢讨论,“切切偲偲”,相互勉励,相互监督。如果说乡下人的交往易流于狎,那么城里人的交往则终难于亲。我和老家的朋友相处就觉得很简单,可以不动脑子。和城里人在一起就不同,尤其是在中文系这样的“文人”圈子里。一个城里朋友告诉我,文科生和理科生不同,理科生可以在造一座桥盖一幢房之类工作中确认自我,而文科生只能通过别人得到确认,所以易于焦虑,分外虚荣,文人相轻也就不足为怪了。狄德罗一伙人对于卢梭的不满是否也是文人不可避免的心病呢?人相处本身如若是自然的,该是用心灵而不是头脑吧,相爱亦如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翡翠森林,你邀请谁走进去过吗?
人是气氛中的人,环境对人的任用不可小觑。我与老家朋友常一起去爬山,钓鱼,在青山绿水里随意畅游,累了便倚着石头在云影下小憩一会,彼此都不多说话,在轻微的喘息声中静听万籁,感受天地无言万象森然的美妙。卢梭年轻时与朋友的交往也多在大自然中,他把与他一起做喷水器白日梦的巴特尔称为“旅伴”,他们的相识和分别都那么自然而然,而卢梭说,“我们的和友谊前后总共不过六个星期,然后其结果却影响了我的一生。”而后来与他闹翻的朋友多在沙龙宴会中结识。一个朋友曾在最残忍的四月告诉我,“这个时代很难说得上谁对谁错谁比谁更高明,更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也许只是陪伴。”她来自山东青岛的一个小县城。一个城里朋友说过,即便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他还是一个人。每个人在根本上都是孤绝的,他在人际交往中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美好的存在,更愿与书友神交而不愿与现实中的人交往,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人皆自足,可以不依赖任何人。他只和能够承担自己生命且有赢余的人交往。我当时觉得很好,然而心里并不温暖。
“我以最纯洁的友情、最完美的敬意爱着他们,我企望着他们最真实的回报,我甚至根本就不曾想到要对他们的诚意稍加怀疑。……他们固执地、甚至故意地要拂逆我的一切爱好,拂逆我的意志,拂逆我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只要我表示出想做一件只跟我个人有关而与毫不相干的事情,他们也会立即联合起来,迫使我放弃这个念头。”(P525)去年我曾被朋友的锋芒扎伤的苦楚,想把自己封闭起来,觉得孤独有时确实比拥抱实在。“下决心把这种自由生活永远继续下去,完全放弃上层社交界,放弃写书工作,放弃一切文学活动,终我之身,隐遁在我自觉生而好之的那种狭小而和平的天地里。”(P637)我常常念叨想去隐居,这也是一直被城里朋友嘲笑的地方。今年春天读卢梭更觉亲切亦正缘于此。不曾感受到自然美好的人是无法向他们述说的,然而这丝毫不会减损大自然的美好。
“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多的好人,到我年纪大了的时候,好人就那样少了呢?是好人绝种了吗?不是的,这是由于我今天需要找好人的社会阶层已经不再是我当年遇到好人的那个社会阶层了。在一般平民中间,虽然只偶尔流露热情,但自然情感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自然情感也完全窒息了。他们在情感的幌子下,只受利益或虚荣心的支配。”(P181)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有些疑惑,以阶层化分人群本身不就是极不自然的行为吗?不同阶层气氛各异,温情确实更容易在底层社会中遇到。但抽离阶层单看人性本身呢?每个灵魂都带着锋芒,被刺伤,是因为你靠得足够近了。意识到孤独而想寻求慰籍,拥抱却只能使彼此更强烈地感受到隔膜的存在,人与人或许就是无法抱慰的,敞开双臂已经足够勇敢。
卢梭在给狄德罗的信中说:“人们是在乡下才能学会怎样爱人类,为人类服务呢,在城市里,人们只能学会鄙视人类而已。”(P568)我很难说事实真就如此,但如果要为此寻找根源的话,现代的城里人比乡下人生活得更为艰难是原因之一:所见愈广所欲愈大,愈难脱拔于求不得苦。卢梭信人性本善,(P36)我原先也是如此。与人交往时似乎未曾接触到人性中不好的一面,即便接触到也极易视而不见。现在的我则更愿去接受真实的众生相。因为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人间世,而非生活在别处。沈从文早年给张兆和的情书上写道,“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蔓的一章。”是的,不过是人事纠葛而已,如霍布斯所说“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我终究无法接受。
“我生来就有一个感情外露的灵魂,对它来说,生活就是爱,怎么可能直到那时为止竟不曾找到一个完全属于我的朋友,一个真正的朋友呢?我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做这种真正的朋友的人呀。”(P526)初看这话时很感慨,继而自责:无法找到这样的朋友难道自己真就全无过错吗?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讨论的就是“我与邻人”的关系,里有那句饶舌的话说得很好:我们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我们的邻人,因此我们对自己的爱不能超过我们给予邻人的爱,换言之,我们爱自己不要超过邻人爱我们。“同情”是城里人亦即现代人(城镇化很快会使乡下人都城为城里人)相处的黄金法则,我承认自己学得不够好。
行文至末,想到《飞鸟集》里一句诗,泰戈尔的诗中我最喜欢的:
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Once we dreamt that we were strangers. we wake up to find that we were dear to each other.
2007年4月15日傍晚
本文由作者笔名:小小评论家 于 2023-03-26 01:43:03发表在本站,文章来源于网络,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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