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本上的城市《与大马路和立交桥挥手作别》

这是一本试图解除困扰的书。

铺路、修桥——现代城市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对交通的治理。汽车越来越多，马路越来越宽，立交桥越来越密集，然而人们很快发现，城市在面临悖论：越修越堵，越堵越修。是马路建得还不够宽？是立交桥建得还不够多？还是汽车产业发展得太快，以致交通建设的速度追不上卖车的速度？

城市曾经为汽车而生。以柯布西耶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们认为，汽车能带来无限的自由，开着它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何必在乎距离？马路宽度和立交桥数量的增加，挤占城市大量的空间，于是人们只能住进越来越高的楼房，被发配到边远的城郊。为了上班、上学，我们不得不穿过无数个街区，把时间耗费在漫长的道路上。《采访本上的城市》深深体会到了城市人的痛切，它把对现代城市的不满全部倾泻了出来。

柯布西耶们希望把城市规划得像棋盘般精致。但他们的乌托邦理想忽视了最根本的问题：城市的主人是谁。伴随大马路、大街坊的出现，是路网的稀疏，沿街面的减少葬送了大量商机，就业机会损失殆尽，第三产业的比例严重下降。这是一个宜居的城市吗？缺少了逛街的乐趣，少了胡同中亲密的往来，说它是沙漠还差不多。《采访本上的城市》遍览这些痛苦，它哪里是一本书，分明是一首城市的悲歌，喑哑、低沉。

欧美的城市觉醒甚早，一股被称为“新都市主义”的思潮正在涌现。它的核心理念，不外乎重新分配路权，将被私家车挤占的空间还给人行道、自行车道和公交道路。它要重建紧密的路网，增加就业机会。它有一个很明确的观念：汽车也需要人来驾驶，人才是城市的根本。它的出现，使现代都市与大马路、高架桥挥手作别。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市长，曾用三年时间解决了城市交通困境。他的口号是：城市属于人民。新都市主义与现代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对权利的不同审视。社区与公民参与到城市规划进程，能促成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决定产生；对财产权的尊重，能规避野蛮拆迁、过度卖地等现象的出现。在《采访本上的城市》看来，大马路、高架桥背负的另一种象征，是漠视公民对城市的发言权，仅从经济利益角度考量其存在的价值。而新都市主义所鄙弃的，正是这种仅由规划者和专家做出的独断。这时你会发现，我们首先要改变的并非观念，而是根深蒂固的规划体制。

城市规划从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税收、拆迁、文化保护等等都与之有密切的关联。书中对北京、南京两个城市的探讨极具现实意义。当年的《城记》已给人们讲述了太多的伤痛，《采访本上的城市》所阐述的理念，哪怕能促成亡羊补牢式的现实改变，也将成为现代都市人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