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乌托邦第一部曲——《我们》

俄国作家尤金·扎米亚金，一个敏锐而天真的天才，通过《我们》一书辛辣地讽刺当局的威权体制。书中“我们”就是想象中未来的“联众国”——一个笼罩在绿色防护墙内，没有名字但有代码的广大人民统一起床，统一工作，统一吃饭，统一散步，统一听课，统一睡觉，按规***，互相透明，互相监督，一致拥护神圣的无所不能者，甚至试图向全宇宙传播其单向、精致、秩序和理性理念的国家。然而，终于还是有一些抵制外的力量——毁灭性战争后幸存下来并有所退化的试图规避和抵制联众国的 “原始人”，他们是“我们”（人类）真正的祖先形态，也是一群可笑的坚持自由的“野蛮人”，居然宁愿放弃统一秩序所带来的稳定幸福，实在令“我们”难以理解！

《我们》甚至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天真的天才D-503号率队建造了伟大的“积分号”飞船，并热情洋溢地记录了他所处的联众国生活（或曰理想完满的生活，反正都一个样），打算向外推行此种理想的生活理念和方式。可惜他“偶遇”了充满诱惑且别有用心的I-330号（女性），非秩序般的古代生活诱惑和自由理念的毒药挖出了D-530号内心深处的另一个原始自我，他开始堕落和挣扎。当然，无处不在的安全卫士必然成功破坏了I-330号等一干人的阴谋诡计，并及时给D-530号做了消除一切幻想的（位于大脑前突部位的）神经结切除术，D-530号成功回归体制！痛苦的作者因为《我们》被判了“精神死刑”——剥夺话语权利终身，天真的他致信伟大领袖请求出国，据说在高尔基的鼎力相助下他奇迹般地拿到了出国许可证，最终逃离，只是流离国外并因此散失现实创作源泉的他再也没有突破《我们》的成就。

一口气读下来，发现《我们》的高明之处可不仅仅是首创的“反威权式乌托邦”模式，还在于它的聪明结尾，没有一种强大的体制内异己力量，仅凭隔靴搔痒的外部异己力量决不至于整垮强大的乌托邦。因为人民相信乌托邦，更可怕的是，这还不是骚乱式的、群盲式的乌托邦治理，人民的生活有一定保障，其信仰无疑有极其稳定的根基。哦，说到该死的“稳定”，真 他 奶 奶 的shit！为此害我今天还和女朋友费了老半天口舌。

该死的德语系外教老是白痴般地向我女友灌输“民主好！民主棒！”，居然完全不顾（依我之见是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更要命的是，这洋厮竟然不知道民主创制过程的巨大艰辛性与小概率幸运性（何时何地从威权转向民主绝对是各种极其有利因素化学反应出来的小概率事件）！丫的只知道傻叫“民主好，民主很自由！”，犹如当年那句著名的狂吠歌吼——XX主义好，XX主义人民地位高。可气的是这鸟人竟然还高分贝地不给我女友反驳的机会，于是可怜的我破天荒地成了从不愤青的女友想象中的反驳对象。Oh! Shit!

“我觉得我在中国挺好的，挺自由的，一D有什么不好。”

“那是因为你没有亲身感觉到而已。我家卖烟，居然不能卖某些行销的湖南烟，卖了就吊销你的烟草专卖证。难道那些湖南烟是国外的走私货？为什么不让卖，不就是因为烟草局垄断，有执法权，再顺便收了一点本地烟草商的好处而已啊。”

“所以就在反腐啊！”

“反腐，你觉得能治根？XX主义的信仰在金钱浪潮的冲击下已经崩溃，除了靠既得利益稳住官僚阶层，还能有什么吸引大家去从政。真正的反腐就是革自己的命，至少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么高尚的、勇敢的体制内异己分子。现在这样反腐不过是做做样子，好告诉大家今年又在这方面取得了多少多少的成果，每天都在进步，但什么时候能取得那个虚无缥缈的‘革命成功’则没有了下文。中国最有声望的多是***官员（确切的说是官位），国外则往往是企业家和科学家、思想家等等；中国人崇拜的不过是一个职位，而不是具体的人或者智慧的结晶，这就是权力逻辑产下的怪胎。”

“但一D制至少有利于稳定，可以集中力量，比如这次救灾。”

“德国一样可以做到这点，而且不会做得比中国差。哦，稳定，恩对，确实是。但是如果某D纯粹向善，那这稳定大家绝对赞赏。问题是，既然人有恶的倾向，为什么作为人造物的***就没有恶的倾向？稳定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借口而已，打着稳定的旗号，得着‘寻租’的好处。‘关系’为什么在中国成为一个公认的潜规则？为什么潜规则可以如此堂而皇之成为公开的秘密而大家还都自觉不自觉地维护着它？就是因为专政，权力主导一切，与其反抗还不如去维护，那样至少还可以分得一杯羹。在德国，如果靠关系竞标某个项目，那肯定是违法，在中国就是‘合法地违法’，法不责众啊。反正中国人既没有信仰的约束，又没有实力型的反对派监督力量，实用就是真理嘛。最可悲的是，现在某D最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很好地使（潜规则式的）‘关系’合法化，还给大家造成了一种感觉，多 党 式的民主一放开就会乱，人家台湾就是活生生的典型。”

“台湾本来就乱糟糟的嘛。”

“是，没错。大家选了一个欠扁的人上台，搞得台海一片乌烟瘴气。不过人家至少还有机会把他轰下去，就当试错而已，错了就改，没什么大不了。大家也因此学得更熟练，更理性了。多好。民主的好处就是没有人抛弃任何其他的人，除非那人自己抛弃自己。只要改变策略，改变自身形象，认同游戏规则，谁都可以重新加入，重新再来。当然国外的民主也有很多垃圾的地方，不如常说的‘富人的游戏’，但人类历史上什么时候曾有过‘全民的游戏’，如果有的话可能‘文革’、‘法国大革命’或1936年内战前的西班牙算是吧，这些‘全民的游戏’都造成了什么结果，地球人都知道的。

你们那可怜的外教，就知道抱怨，典型的一洗脑后的脑残。也不想想，没有强大的讲游戏规则的民间力量（算是体制外异己力量吧），没有温和的、通情达理的甚至是敢于牺牲的改革先锋（算是体制内异己分子吧），没有从长远考虑的协商的智慧，民主跟空中阁楼有何区别？典型过河拆桥，喝了水就忘了挖井人的艰苦。这就是为什么欧美拍了如此多的反XX主义的垃圾片，以为一些偶然事件、某几个强人就能扭转整个体制，真是弱智。加入我的弱智国算了。”

《我们》是如此之高明，早在80年前就敏锐地看出了强大的“乌托邦”可不是那么容易击溃的。没有广大的“我们”的醒悟和支持，“乌托邦”巍然不动，虽然它早已不是莫尔和康帕内拉笔下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