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从《经典常谈》说开去

从许慎的《说文》到明清八股，朱先生用了十三章的篇幅介绍了《周易》，四书，楚辞唐诗等中国文学史学的经典。文章的受众是大中学生或具有相当程度的民众，著书的目的是是读者对这些经典的来历，价值和基本内容有一个概略而又准确的了解。本书行文流畅，笔法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和朱自清先生在他的散文里给予我们的浪漫自由的感受不同，本书给人的印象却是相当严谨的，没有证据的话，不论是多么的符合逻辑，也不会说的言之凿凿。但这绝不是说本书的语言死板，正相反，作者高超的文学素养在这本书里体现的十分充分，不论是语言和句式都很吸引人。每一篇都是谈论日常似的开始，而最后的评价性结论往往又是明确有力的。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本书最可贵的是对经典的定位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至少是相当客观的，既不把中华经典斥之为“孔家店里的糟粕”，也不回任意拔高，说成是什么根治东方乃至世界文明的“疾病”的仙丹妙药。在评价这些文史精华的时候，字里行间都透露者作者的谨慎态度。很多人评价这本书都会说是不愧为“大家写小文章”，而在孤陋寡闻的我看来，不是每一个大家都写得出这样的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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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我说“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是因为说实话，这本书如果是放在当时，它的价值主要是体现在他的文笔上而不是认识水平上。换句话说，至少在当时的知识界，人们对客观的评价中国古代的典籍的文化价值和现世意义已经或多或少达成了共识。中国古代许多典籍（真书或伪书）在明清之前，几千年的文明历程里逐渐被披上了神秘而神圣的面纱，经学博士们说是为圣人传道，说实话不过是为今上立言，尤其程朱理学粉墨登场后，这种风气更是占据了统治性地位。然而晚明以来直到清末的学者却对一些典籍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这其中的杰出者用了相当科学而细致的方法，证明了许多所谓的“先圣之言”不过是后世伪书。即使是那些确为先秦之人所做，三代之王所言的，其最初的意义也和那些卫道士们对它们的解释大相径庭。换句话说，那些腐儒所鼓吹的“微言大义”很多不过是无中生有罢了。这些明清学者可以说是为中华新文化的开拓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二十世纪以来，新的研究方法（西方的或是中国人后来创造的方法）开始为中国知识界所认同和掌握，尽管还有很多所谓的“顽固派”依然存在，然而也已经只是日薄西山的残兵寡将了（说实话他们对传统的执着也有其积极的意义）。虽然我还没有特别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我还是妄自揣测般的相信，到了朱自清先生著书的四十年代初期，不仅是那些先进分子，而是中国知识阶层中的大部分都能较为严谨客观的看待我们的文化典籍了。

不知是幸或不幸，至少如今的中国的经典传播是弄得我一头雾水。对传统文献的庸俗化和神圣化令人不解地似乎是同时涌来的。一方面，《论语》《庄子》成了“心灵鸡汤”和成功学一类的东西，“百家”们又把二十四史说的像单口相声；另一方面，四书，老庄乃至“三百千”又被披上了“深不可测”的外衣，动辄被说成“XX之谜”，更有甚者，这些著作被吹捧为“东方文明”领先世界的证明，甚至或者说它们是新世纪全世界人民行为的真正正确的指导方针。各种西方人热衷学习“汉学”的言论令中国学界和民间兴奋不已（我听过一次关于《道德经》在西方如何如何NB讲座，囧……）。尤其在后一点上，官方（我认为这个用词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和许多国人陷入了相当矛盾可笑的境地，一面声称“西方的”价值观不值得我们效仿，一方面又用西方人的称赞证明我们的东西是多么有价值。在行事上，简直就像一个高喊怀有祖传神药可以百病非诚勿扰而却又急不可待的把这药方逢人就送的大夫。

事情是如何变得如此的我是不得而知的，就算有些诛心之论又怎敢胡言乱语呢？但明乎其然的事实是，他们不喜欢说“世界的，中国的”而喜欢说“中国的，世界的”，然而他们的货色是不是“世界的”我不知道，但他们所鼓吹的“中国的”不过是“他们的”。

当然，说他们的工作是“去粗取精”而非“去实言虚”也无不可，毕竟古典文化也不都是理所应当被接受的。不然，诸如地震、日食、大旱、“屋自坏”等所谓“灾像”，按传统观点都是统治不德的征兆，却在今年纷纷发生在我们和谐盛世的祖国，这种错误落后的观念，不正是需要上面发文加以“妥善应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