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

如同作者欄“[美]黄仁宇”所示，這本書是一個外國人，用西方的思維、觀點、體系、價值標準所寫的給外國人看的著作。

從文章組織看，作者通過萬曆十五年這一切入點，擴展至整個明朝甚至整個中華文化。多采用插敘的手法，介紹中國禮儀制度、張居正、萬曆的前後諸皇帝等背景，使不瞭解的讀者如讀故事一般，這對於一部英文出版介紹東方的書是必要的。

作者對中國哲學的認識相當於一般的西方人，他把萬曆帝長期的“消極怠工”說成是老子的“無為”，彰顯了他對道家思想認識的膚淺。文中多次對中國士大夫遵循“四書”設身處世表示不解與嘲諷，奇怪於我們奉千年前古人為經典，認為不過是復古。這種想法放在外國人頭腦中不覺奇怪，因為這本身便是不瞭解儒家乃至不瞭解中國文化的表現。

作者以今日西方思想與制度的標準審判明朝政治制度，最突出的便是道德與法制的關係，書的最後總結道：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關於道德與法制的關係，是個複雜的問題，不可一二句話簡單說得清，但無論如何，治理一個有著數萬萬人有著悠久歷史的國家，可不是簡單地把西方的法制准則搬過來就好了，作者極嘲笑中國從人之初就重視道德培養而不強調法律約束，豈不是太小瞧了道德對人的力量了嗎？

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中華文明的早熟使得對“德”與“法”二者的關係早已有很深的認識，法只不過是最低端的行為規範罷了，在法之上，人更高的規範，卻只有德作得到。法律可以讓人不犯罪，卻不能讓人對人仁、對友義、對父母孝，若見死不救、尸位素餐之類，法律更是挑不出什麽毛病，而在社會道德力量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行為，卻只會被壓得抬不起頭，怎可視為虛無縹緲？

作者用人文主義為萬曆皇帝辯解，一個青年人，火一般的熱情，喜歡愛妃，冊立庶子卻處處受挫，就應讓他放手幹啊，法律沒說不允許則大臣們不該阻攔啊？

生在皇家，一生的角色便已注定，皇帝該作什麽不該作什麽已不能由他自己決定，這正是整個社會的制約力量，正是根植在天下士人心中的信念。道德虛幻嗎？皇帝也違反不得！

最後，為什麽我開始說本書是外國人用西方標準來看中國，怎麽就異於中國人的眼光，不如舉外國人看金庸《神雕侠侣》的文字來說明本書，更為形象：

"（這本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古兴起之初的畜牧业状况。书中有一个孤独的少女，是一位养蜂专家，但看来这个行业在当时实在不受重视，她的唯一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了她的丈夫--并没有学会这门技艺，而是成了一个养雕专家，并因此一举成名。最后这门技艺只好传给了一个无所事事且极富孩子气的百岁老人。当然，他们都是很高级的格斗家，特别是其中的养雕专家后来可以通过吼声指挥许多动物，但其中唯独没有蜜蜂。他的妻子曾经想通过蜜蜂向他传递消息，但他视若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