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與私：近代中國個體與群體之重建《“痛史”与疼痛的历史——试论女性身体、个体

要说“痛”，先说“热”，因为已经热到让人失去自我判断的地步了。

早上在电梯里遇到某系一位同学，忽然问我“昨晚是不是很热？”

我有点懵，心想“热不热你自己不知道么？”一面心下自问：“热不热呢？”一时做不出判断，只好反问：“哦，你昨天晚上没在宿舍吗？”

正说着到了楼下，她劈头就问楼下值班的：“昨晚是不是很热？”值班的答道：“是啊，好热啊！”她接着说：“哦，那就是了。我以为只是我自己热呢！怀疑是我病了呢！”

哦，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这种对自身不能确信的实例也许恰恰证实了高彦颐老师在对缠足之“疼痛”言说的研究中所指出的“疼痛的感官经验……是随着历史时空而转移的。文化及语言都会影响我们经历与描绘痛苦的方式”。说到文化的影响，忽然间便想起了姜文那句名言“有胃病？光荣！”记得当时第一次听这话时，当即便有一种羞耻感，乃至到现在我还不时折腾一下我的胃，遗憾地是它怎的忒厚脸皮，就是饿死撑死它也不喊疼，没辙了。

我还总以为生孩子是简直要痛死的事，但在农村访谈时，几个年老的女性竟告诉我说“一点儿都没觉得痛”，“坐在那里就生了”……令我好不吃惊。

总之诸如疼痛等感官经验，不仅仅只是一种生理感觉，它还是当时的文化或语言建构的心理感觉。如我，则相反地到了只相信自己的理性分析而全然不顾身体之感觉的地步！莫非自身的感官经验其实也是一种集体经验？必须要在她人那里获得相同的经验，才能确认自己的感觉或感受乃是属实？好比笑话里讲的那个因为放屁香臭而怀疑自己是否生病的县官，正因为他需要别人的经验的确证，所以才给那个油嘴滑舌的下属提供了拍马屁的机会？

经验给了我们自我判断的条件，也增加了自我怀疑的几率。一个小孩子，饿了就是饿了，会哭着喊着要东西吃；而我们这些“成人”呢？往往到了吃饭的时间了，才一摸肚子说“哦，真的饿了”；或者忽然感觉饿但此时尚不到吃饭的时间，就会疑问：“怎么这时候饿了呢？”回想一下上一顿吃了什么，是不是中间活动量太大了，等等，总之要给自己一个解释才安心。自己的感官经验都不可信，更遑论别人的转述或代述了，因此高老师对戴着“女性声音”帽子的各种文本的质疑态度我很赞赏，但分析者本人就没问题吗？

比如她提到那些喊痛的女人，说：“在三十年代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女性诉苦声，除了喊痛之外，泛泛别无新意。阿秀女士的用词不外乎‘痛’、‘疼’这些名词与形容词。有一回她尝试用‘乃如刀割’这样的譬喻，但在效果和手法上都谈不上突破。到头来她也只能诉诸语言的极限与无能：‘且缠足者当雨后霉泛，其痛楚更不能形诸笔墨。’在1930与1940年代出现的其它缠足女人‘自述’，也许有的更为口语化也表达得更生动，但她们的用词与语汇其实极为贫乏。人类学者的田野访问及妇女口述史中对于缠足的描述亦如是。”

固然，“痛”有时候痛得花样百出，比如胃痛就有“绞痛”、“下垂”之痛、“饱”痛、“饿”痛等多种；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也滑稽地展现了因不同情况将死的人其“痛”的分别；但缠足之痛莫非也要痛个百折千回才算？更何况这些喊痛的女人既不是学者更不是文学家，除了喊“痛”，难道要像张爱玲那样造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精美比喻才好？

标题是本书收录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作者是我无比喜爱的高彦颐老师。事实上，本书我也只是看了这一篇文章而已。

高老师的文章读了常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效，但这篇文章，却让我觉得越发糊涂起来。

高老师明确地表明此篇文章的目的是“反思妇女史一味追妇女主观能动性所带来的偏差”，主要指在反缠足运动中，论者运用所谓“女性的声音”来反缠足，这种“女性的声音”又以“痛” 为主调，高老师认为“女性诉苦喊痛的声音愈响亮，以女性为主体的话语愈难彰显……”而对于那些替缠足女性喊痛的局外人，高老师又问到：“为弱者喊痛，是助长了谁的声势？我们付出的同情，会不会叫弱者愈显得羸弱？”

然而高老师并不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文章最后她说：本文的目的是“看我们能不能够抗拒对受苦弱者在本能上产生的同情，用客观持平的态度重新阅读反缠足运动中最具影响力度几部文本，并进而提示疼痛对建构女性主体或有具体意义。我个人认为，我们需要在概念上发明一种新的不建基于‘意志’或‘声音’的女性主体性。”

不基于“意志”或“声音”的女性主体性是什么呢？

一时半会我还真想不出，比如我们做田野，就是听女性说，我们通过写出她们的声音来彰显她们的主体性，现在连声音都不真实了，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写？

再者，我们田野工作的方法之一就是希望能够“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理解当地人的生活，如果把一些基本的心理感受例如“同情”也要抗拒掉，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田野工作者还要不要感情。

高老师最后讲“本文并未能正面探讨疼痛对建构女性主体的具体意义”，而把这个难题留给了别人，如果这真的是一个问题，谁能解决它又将如何去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