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房到厨房《生活原本就应该是一起过的（精彩段落摘录）》

精彩段落：

生活原本就应该是一起过的，

这是至大至圣的道理，

却隐藏在最平常的生活里。

书本教导人怎样作判辨与选择；

然而只有厨房这样的地方才会让人看到，

复杂的人生不是靠判辨来解决，

而是靠中庸、统摄，

也是靠包容和接纳。

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傅刚（Ｒｏｂｅｒｔ Ｆｕｌｇｈｕｍ）写了一本极受欢迎的书：Ａｌｌ Ｉ Ｒｅａｌｌ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ｎｏｗ Ｉ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ｉｎ 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意思是“我一切需要知道的都是从幼儿园学来的”，有人把它翻译作《生命中不可错过的智慧》。我想作者读中小学时大概不是挺灵光的，大学也稍嫌糊涂，因此不谈其中功过，只把一生学得的智慧归功于幼儿园的时光。

开宗明义，作者就表明他的观点与角度：“所有我真正需要知道的事——如何生活，该做些什么，如何做人——我都在幼儿园里学会了。”这些话的正确性不容易得到实证或否证，毕竟，由幼儿园年代至作者写该书时的白发白须年日，差不多也有半个世纪了吧！但话说回来，科学的鉴证与人生智慧有什么关系呢？诚如作者接下所言：“智慧并不是藏在研究所内，而是藏在幼儿园的沙堆里。”这句话直叫我鼓掌喝彩；请允许我引用本人另一拙作中的一个比喻：智慧与学位的关系，就像美人鱼与脚踏车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

学位只是现代社会给刚踏入社会的小伙子作起步的一种机制，起步之后走得快不快、久不久，与你的起步器有多好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样地，它跟做人做得如何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反过来说，有些人若没读那么多书，没有那么高的学位，他可能会更安分守己，也不会作大恶。为此，我十分佩服古人说的：恶人读书，适以济恶。也许，是我血液中有点“老子”的成分，崇尚返璞归真，回复自然，故傅刚兄那本带着“回到幼儿园”意味的英文书名，深深地吸引着我，加上他的文笔与内容都与书开头申明的立场吻合，故而看得十分舒畅。无怪乎出版至今，它已被译成十几种语言了。

智慧与人生

洋人谈人生智慧的大部头文章，自柏拉图老头儿以降就大行其道，特别是他论知识与善行的“普罗泰戈拉篇”（Ｐｒｏｔａｇｏｒａｓ），及论真理与美丽的“斐莱布篇”（Ｐｈｉｌｅｂｕｓ），更是脍炙人口。然而，大部头文章只是给人写论文、拿学位之用（这是柏老始料不及的）；影响人心最为广泛深远的，倒是像傅刚写的那一类智慧小品。倘若日本忍者能杀人于无形，这类文章就能诲人于无形了。今日之人人都要充大头鬼，但又彷徨于不知行止的时代，诲人于无形的东西应大有市场；可惜，华人社会的存货与供应都不是特别充裕，现在充塞坊间的多是舶来品。

中国人自称是礼仪之邦，当然盛产道德文章，这类东西人人都应该时不时就拿来看一看，就像传统的父母隔不了十天半个月就会熬的汤水、凉茶一样，可起清心润肺的作用。但假如像传统家庭那样，母亲看见儿女就扯高嗓子要他们读书，父亲则借孔孟来行凶；那么无论孔孟说了什么有益世道人心的东西，儿女都只会想起小时候与父母亲不愉快的经验（这是孔孟二老始料不及的），这样就难望有木铎之效木铎之效：比喻宣扬教化的效果。木铎：以木为舌的大铃；古代宣布政教法令时巡行振鸣以引起注意。

人既须隔不多久便服一剂智慧的“清凉茶”，那么，选什么才既有益又有建设性呢？傅刚说他需要的智慧都是从幼儿园学来。在我儿时，幼儿园并不普及，加上不断要逃难，因此从来没有上过幼儿园。可能是童年记忆中没有这经验吧，今天在一些教会唱诗时，领唱的人要我们边唱边做举手投足、爬上爬下的唱游动作，就觉得尴尬腼腆。

好了，就算一切智慧都可以从幼儿园学到，今天哪一所幼儿园会招收最需要这些智慧的中年学生呢？５英尺６英寸的高个子坐在幼儿园的小椅子上，头刚好藏在双腿中间，幼儿园老师又怎样对一班没有面孔的怪物施教呢？

于是我想起厨房

绝对诚实地跟你说，我大半生时间都泡在两种房间：书房与厨房。之外，才是上课的教室和治疗的病房。我看这是上天对我特别的恩眷，若可以再活一遍又可自作主张的话，也不会有别的选择。

我猜想有人会这样问：假如只能二取其一，你下半生愿意泡在书房，还是厨房？会问这问题的人一定是爱读书、少入厨房的现代人。无疑，书本教导人怎样作判辨与选择；然而只有厨房这样的地方才会让人看到，复杂的人生不是靠判辨来解决，而是靠中庸、统摄，也是靠包容和接纳。我生命中曾有那么恍然的一刻，发现书房与厨房原来是相连的，有时甚至是重叠的——在书本上看到的，或在理念上纠缠不清的，只要肯走出书房，走入厨房，给大脑换个完全不同的场景，书房搞不通的境域竟然渐次澄明又关联起来。

且举小例说明：曾试过口渴走入厨房找水喝吧，你发现什么？水壶是空的，你口腔干得要呕吐，冷水壶却没有水、热水壶的水又烫死人、自来水不放心喝，你咒诅上一个喝掉最后一滴水的人，然后一边呕吐一边吹凉那杯烫死人的水。对此，我深有体会，因为以前我常有这样的际遇。

慢慢学乖了，我立志要以烧开水为己任，一天三次查证两个冷水壶的水是满的，热水壶的水位也永远不会低于半满。望着这３个水壶的水平，就知道我的宝贝家人没有一个会感到干渴，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因为我会渴到呕而偶然被咒诅。

望着满满的水壶，我想起古人有话作“推己及人”；只是我想加一句，“己与人皆大乐”。挺不错！前一句是我在书房读到的，后一句是我在厨房体会到的。

以前的厨房

我的童年记忆有一半与厨房有关。最早的一幕是岁晚时分，等待妈妈择好良辰炸油角煎堆的情景。几兄弟年纪都很小，常常拉着妈妈的衣角儿要这样、要那样，妈妈则不断地赶我们出去，但又不是十分认真的。每年都是这样拉拉扯扯地看完整个预备过年的仪式。

很快便到了七八岁，我开始要负责家务，因为这个特别安排，我受用一生，也感谢一生；而且替那些从来不需进厨房的人难过，暗忖：他们长大了怎可以独立？

在美国读书时，有一次应一位香港地区的留学生之约，到他宿舍吃晚饭。留学生的例牌菜是冬菇鸡汤。冬菇是从香港地区带去的，好像没冬菇吃就医不好思乡病一样；鸡是超级市场的冻鸡，永远没有头与爪，内脏则用小胶袋藏于鸡胸内。我这位朋友挺糊涂，买了鸡回来也不解冻，就原只放进锅内熬它３小时。吃饭的时候，他把汤端出来，气味很特别：一生到底未尝过“冬菇塑胶鸡汤”哩。把鸡剖开，那幅图画更特别，塑胶袋融化了，混着熬得稀烂的内脏，同桌的人有些捂着口赶去洗手间，我则冷静地瞪着这道塑胶焖内脏的怪菜，一边佩服自己竟然可以这样酷：一定有资格读医科了；另一边加强信念，认定没受过厨房训练的人是很不幸的。

当然，厨房训练不尽是愉快的——虽然透过回忆的镜头来看它，总是泛着温馨轻松的气氛。

20世纪５０年代香港地区因为房屋吃紧，能有片瓦遮头的，都算是幸运了。所以，就是一层楼住了６户人，也不会有怨言。但６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却需要许多迁就与包容。

旧式房子的厨房不会太大，约有八九十平方尺吧，却要容纳６个炉灶、６套炊具和碗碟。怎样安排现在也记不起了，只记得颇能相安无事，还常有机会体验睦邻的好处。当时，每家都有一条相同的规矩——孩子负责洗碗碟。以前的碗很大，小孩子的手又细小，加上湿淋淋的碗变得滑不留手，要由洗碗槽搬到自己的地方安放，就常有把全部碗碟打碎的危险；打碎碗碟在当时是一条大罪，少不了挨一顿揍。挨揍没什么大不了，但等待挨揍的时间最难熬。挨过了，同龄的朋友一定会上前安慰及帮忙，这倒是挺美好的感受。因为人人都要洗碗，人人都曾打烂过碗碟，因此人人都挨过揍，挨过了就一定有人走来安慰你，永不落空。这是童年回忆中最美好的一幕。长大了，患难相助反变得不是必然的了。

患难相助似乎是昔日生活的原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香港人没有家庭计划指导会，也不流行避孕这玩意儿，于是每一家都有一大帮小孩子，记忆中好像女人要生到不能再生孩子，才能确定她家里有多少人。每逢一家之妇要到医院生孩子，小小的厨房就更加热闹。一家之主自然一天到晚在外面忙于工作（一般是１２小时），照顾他留下的小儿女和在医院分娩的妻子，就成了其他邻居的责任。我们会替他买菜、烧饭、洗衣服、带孩子，还要一天两次送饭到医院（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人会相信医院的膳食）。但人人都会忙得起劲，看成是快乐的义务，没有人会斤斤计较所付的代价。只要新妈咪抱着红得像烧乳猪的婴孩回来，忸忸怩怩地致谢，众人就乐不可支了。

对此我深切了解，因为我有８个兄弟姊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地区当然也有官宦、巨贾，他们仆婢如云，大鱼大肉。但我走过的五六十年代是穷困的岁月，却不是哀愁的年代；时常匮乏，却常感满足；不是因为有名师常在耳畔晓以大义，只因为一起长大的都是真实的平常人。因为真实，所以平常；也因为平常，所以真实。

《庄子》的“逍遥游”这样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今天我们多容易误会，以为至人、神人、圣人，都是名人；名人即或不是神人、圣人，也会是至人。于是看人与被人看的，都有许多虚妄与淫志，结果就有许多幻灭与失望。我们都忘记了，真实的不一定奢华，它很可能是不着色相，不留声影，需要我们用静心去聆听，用眼去识别，然后一直坚持到底。

从“水壶常满”，我体会到推己及人之乐；从患难相助，我明白与人同行胜于踽踽独行。昔日上帝在伊甸园看着亚当一个人，便说：“那人独居不好”，于是为他造个同伴；我在五六十年代的厨房也体会到这一点。生活原本就应该是一起过的，这是至大至圣的道理，却隐藏在最平常的生活里——它仍然是我至今坚持的原则。

家厨与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