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隐士《一个游走在乱世间的隐者》

罗豫/文

倘若借用通俗文学的标准，卡尔维诺绝对是和博尔赫斯齐名的，二十世纪奇幻小说的顶级人物。其作品无论想象力、影响力还是持久力，都远非今天依托网络红极一时的写手所能望其项背。

两位作家暴露在公共视野中的个人生活却没有太多可资谈论之处。博尔赫斯毕生从事图书馆工作，这种角色出现在小说中，多半是个有非凡智慧但个性阴僻的怪老头。卡尔维诺呢？你能从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命运交叉的城堡》、《看不见的城市》、《寒冬夜行人》，包括他编纂的《意大利童话》中觅得其人其貌么？“此人是何背景？”喜欢刨根问底的读者所关心的问题，依旧笼罩在他智性的云端。

智性是他们在中国年轻一代中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而作品的高度去政治化，或许又是其亲和力的另一种来源。“八零后”从小生活相对富足，听惯了一套用政治话语表述的“现当代史”，与那些“别人的过去”不免隔膜。背负着沉重的书包长大的这代人，恐怕真的很少体会什么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当卡尔维诺的主要人生经历和内心世界片段，终于借助《巴黎隐士》展现在读者面前时，我们看到了他个人化的那面：一个游走在乱世间的隐者。年轻时虽政治经历丰富，但去政治化倾向，早年就已有表现：“眼见政治是众人唾骂、为精英分子所不屑的对象，一个年轻人本能的反应是认定政治无可救药地是死路一条，应该要寻找别种生命价值。当年在判定法西斯是恶，与投入政治对抗法西斯之间的鸿沟，今天看来简直难以置信。”

像他这样打过游击战、亲身经历过反法西斯战争、加入过共产党的作家，写什么“树上的男爵”、“分成两半的子爵”，对年纪大些的中国读者和想成为作家的人来说，恐怕有点匪夷所思。卡尔维诺却说：“我是觉得我的事别人不会有兴趣。甚至面对我自己时，我都必须用非个人的东西赋予作品一个合理价值。”

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他的确踏上了“寻找别种生命价值”的旅程，没有沉迷于自我经验，反而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虽家住巴黎市区，亲历过众多风云突变的历史事件，卡尔维诺还是逐渐形成了一种与其创作观念一脉相承的隐士个性：“我觉得对一个作家而言理想境界应该是，接近无名，如此，作家的至高威信才得以远播。”这一点，想必《寒冬夜行人》中那些风格迥异的小说开头，已经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何参与，但保持超然的适当距离，正是《树上的男爵》的问题。”卡尔维诺，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笔下那个住在树上的男爵的写照：“我在巴黎的家是一栋乡间小屋，我的意思是从事写作，我的部分工作可以在孤独中进行，哪里不重要，可以是一栋与世隔绝的乡间小屋，可以在岛上，而我的这栋乡间小屋在巴黎市区。”仿佛一束光源突然射进幽暗之中——这位神秘的作家总算同他笔下的一个人物构成了某种映射关系。如果说读者在他的名篇中读到的是“超然”，那么这本书，将和读者共同追念卡尔维诺的“参与”。

《巴黎隐士》的出版，自身是一个充满悖论的意外。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离诺奖一步之遥的卡尔维诺突发脑溢血逝世，遗下一堆未完成的文稿。读者不仅失去了见证完整版《新千年文学备忘录》的机会，可能还有一部堪比纳博科夫《说吧，记忆》的伟大自传。多年以后，他的妻子偶然发现一个题为“自传作品”的文件夹，经斟酌后又加入了五篇文章，于是才有了此书。

倘若老卡没有遽然离世，不知刻意要“匿名”的他，最后会怎样加工这个文件夹。可以想象，绝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这位虚构大师终于没来得及虚构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这对于他的粉丝们来说，不知是大幸还是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