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力与国家《其书的读书笔记》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社会历史学的研究著作，在1900年开始后新政的现代化进程给对乡村中国带来的变迁，乡村政治权威（权力的文化网络）——宗族和宗教组织，国家政权对地方的扩张（国家政权的内卷化），乡村社会的经济统治（体制下弊端，纳税人偷税漏税，征税人贪污中饱），内卷化（政权、经济），关帝庙神仙的信仰，关系和“面子”等，从书中了解到很多，现在由书中断章取义地摘抄些概念和名词，相当多都不甚明白，但还是有必要记下，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我们周围的环境和世界，至少能明白些许，聊斋中官为虎，吏为狼之说；封闭自治的封建缩影末庄（阿Q生活、中兴、革命、亡去的地方）；苛捐杂税如何将活泼的少年压榨变形成目光呆滞无力养活孩子却拼命生孩子的中年闰土；《秦腔》里校长夏天智只能用双手勾画秦腔脸谱来保留这古老的神韵，夏天义老人更是用愚公移山的精神独自开垦农田，在这土地和传统被迅速遗忘的地方，旧秩序的消逝，一切都很混乱，权和钱已经遮蔽了部分人的心和眼，大多数人选择逃离，剩下了老人和小孩留守在越来越贫瘠的土地上：

本书研究20世纪前半期的乡村中国，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国家政权建设”与“民族形成”，“政权建设”主要表现为政权的官僚化、渗透性、分化以及对下层控制的巩固；“民族形成”则主要体现在公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及忠诚。在中国，“国家政权建设”这一过程在民族主义以及“现代化”的招牌下进行的，清末的新政：“建立新式学校、实行财政革新、创建警察和新军、划分行政区域以及建立各级“自治”组织。”，促成改革的动力来自与义和团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巨额的赔款让财政崩溃的清***不得不加强权力以向全国榨取钱财。

权力（power）一词是一中性概念，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权力的各种因素（亦可称之为关系）存在于宗教、政治、经济、宗族甚至亲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之中。“权力的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文化”一词是指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symbols and norms）。文化网络中出任乡村领袖，是出于提高社会地位、威望、荣耀并向大众负责的考虑，而并不是为追求物质利益。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

满铁（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中国惯行调查报告》，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

权力的文化网络：

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文化网络由乡村社会中各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庙会、水会、商会）。文化网络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如血缘关系、庇护者与被庇护人，传教者和信徒等关系。这些组织既可以是封闭的，也可以是开放的；既可以是单一目的的，也可以是功能复杂的。包容十分广泛。

祭祀体系是中国人在帝国行政体系之外另建权威的一种常见形式，它是大众宗教中与人间统治机构相似的天界官僚机构的缩影。利用迷信中的等级体系，封建国家通过祭祀这一媒介将自己的权威延伸至乡村社会。“国家政权”是由儒家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行为规范与权威象征的集合体。从这一角度来说，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便体现在一系列的“合法化”程序上：掌握官衔与名誉的封赠，代表全民举行最高层次的祭礼仪式，将自己的文化霸权加之于通俗象征之上（如关帝）。对乡村大众来说，文化网络中的国家政权正是通过这些途径体现出来的。

20世纪之后，国家政权逐渐放弃并破坏文化网络中的一些组成部分，但并没有建立新的渠道，以及这种“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正直之人“退位”，地痞恶棍充斥乡村政权，国家政权内卷化——承包人贪污中饱与高税收同步增长）。

清末乡村社会中的经济统治：

清朝鼎盛时期控制下层社会的主要工具是治安用的保甲制和征赋用的里甲制。到了19世纪末期，它们已经名存实亡，清***通过双重经纪来征收赋税并实现其主要的统治职能。“经纪”是交易中一方的代理人，他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国家经纪（State brokerage）为赢利型经纪（多为掠夺型经纪），另一种是保护型经纪，村社自愿组织起来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派的其他任务。清***从明朝继承过来的田赋征收中两个弊端：其一是纳税人偷税漏税，其二是征税人贪污中饱。

在一定程度上，赋税征收及报解过程中的贪污中饱与中国官僚体制本身一样历史悠久（历史的潜规则），中国世袭官僚体系的一个结构特征，省级官员对县级财政的榨取使县级官员只得靠非法附加和向县衙吏役收取“礼物”（陋规）来增加自身收入。

地方吏役是外来县官背后的实权派，村庄利益的“代言人”，实事求是地讲，封建国家的代表——知县，只有将许多行政职能“转交”给有办事经验的个人或集团，他才能统治约30万之众的县，利用下层 吏役 进行治理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经济体制，如同包收赋税和雇佣军队等类似的经济体制一样，国家经济人从事这些令人厌烦且地位地下的职位主要动机在于有利可图，其目的是要利用其职权捞取最大的利益。在经济体制中，吏役专权是一普遍现象。

保护型经纪，为了完成某些义务（否则要由吏役等赢利型经纪来完成），或有效地与国家政权及其代理人打交道，数个村庄自愿或由同家政权指令结成一集体组织，这些组织往往承担起经纪的角色，但其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保护社区利益。

国家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

中国国家权力的扩张有自身特点，即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无***状态是同时发生的，即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赢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在国家力图加强对社会控制的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冲突是造成内卷化的主要原因。

宗教活动与公务活动范围的重合为乡绅提供了施展其领导职能的舞台。天人合一的共同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不仅塑造了俗世的生活，而且规定了另一世界的权威体系。加入天人合一的官僚体系（参与领导宗教活动）是乡村精英进入世俗政治结构的一条重要途径。

“武圣”关帝在大众形象中的复杂“形象”，作为英雄，他是保护者和供给者；作为武士，他既忠于既成权威，又忠于自己的誓言。清朝采取一系列步骤，力图将关羽的信仰置于朝廷的控制之下，另一方法是将关帝儒化。

宗教组织如何为乡村社会权力结构提供框架，三个关联：宗教圈构成村庄公务范围，为乡绅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场所；第二，虽然经济分化，但乡绅经常以代表全村的身份进行祭祀活动，从而使其地位高于一般村民；第三，通过对关帝等的供奉和信仰，使乡绅们在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上与国家和上层乡绅保持一致。

清末新政，乡村精英迅速退出宗教活动而集中精力于新的举措（即从事“新政”事务），恰恰表明他们过去从事宗教活动的兴趣在于宗教外衣下的政治活动。

在市场规律和国家政权皆未能完全左右经济关系的乡村社会，农民及其家庭往往依赖地方强人，或者称保护人来实现契约来在交易中求得平等待遇并免遭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

随着国家政权的步步进逼，乡村领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不再一致，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权威危机造成了政治真空，而惟一趁此机会钻入政治舞台的则是从前赢利型国家经纪一类的人。对大众来讲，宗教生活比行政职务、警察机制和新式学校（上学的大多是精英们的子女）更为迫切和重要，新生领导机构并不是全心全意为乡村谋划利益，反而带来麻烦和损失，不过，最使村民难以忍受的是各级政权机构的重重摊款，它们不断地向村庄榨取，却从未给乡村带回什么“现代化”的好处。

乡村中政权内卷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了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被赢利型经纪所代替，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土豪乘机窃取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他谋求公职主要是为了追逐私利，为达到目的，他不惜以牺牲他所领导的集体利益为代价。

在一定程度上，近年来中国的“开放搞活”又使一些历史弊病重新出现，一些学者开始将乡村干部视为国家政权与村民之间的“承包者”或经纪人。管理机构与集体结构的分离，土地的逐渐私有化以及基层政权的削弱肯定造成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失控。

——综上所述，清末的新政开始之前，地方乡绅精英在宗教、宗族等权力的文化网络中的组织通过领导活动获取地方政治权威，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儒家传统下，他们和中央***在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上取得一致，地方的公共事务和保护有赖于他们的积极参与和行动（或可称保护型经纪，地方集体利益和他们的利益一致），但偷税漏税和征税者中饱私囊是明以来官僚体制下的弊政，吏就是趋于利益的下级官员，他们不属于官僚系统，但作为***和乡村中间的代理人（赢利型经纪），他们的权力不受约束和垄断让成为县官下的“实权派”，贪污和横征暴敛通常是在县级官员的默许下进行的，他们去做那些繁琐地位低下的活，主要动机就是其有机可图。新政开始后，国家政权不断深入地渗透到乡村底层，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国家政权力图破坏原有权力的文化网络，取缔庙会，办新学校等新政，随着国家政权的步步进逼，乡村领袖与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不再一致，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权威危机造成了政治真空，而惟一趁此机会钻入政治舞台的则是从前赢利型国家经纪一类的人，乡村中政权内卷化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国家捐税的增加造成了赢利型经纪的增生，而赢利型经纪的增生则反过来要求更多的捐税。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被赢利型经纪所代替，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也就有了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打倒土豪劣绅、地主恶霸。

乡村村民并没有在新政中得到任何“现代化”的好处，那些新政所办的学校上学的依旧是地方精英的子女，因而乡村村民更热衷于原有的宗教活动，他们被新政所遗忘，但他们却承担着新政的成本和清***巨额的战争赔款，他们遭受到赢利型经纪的层层剥削，而城市精英的改革派却完全遗忘了占广大土地的乡村一直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或许跟义和团起义有所关联，他们只是成了国家和个人榨取税收和私利的机器。

从中也能看到现代进程的艰辛，毛主席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