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与社会中探寻《将音乐带向文化阐释的乏力感》

萨义德与巴伦博依姆（一个主要面对文字，一个主要面对声音），在他们的交谈中，常常会传递给我一种感受——当文字与声音相遇时，其表现力总是败下阵来。文字总是有太多的意图，与音乐相比，缺乏最直接的神秘感。这种落差感，甚至在同样地使用语言而以不同方式（文化/文学性的，与音乐结构性的）来诠释音乐时，都会有所体现。这种落差，不是谁更正确和谁的表达更有魅力的问题；而是两种方式的直接碰撞。

例如对于贝多芬，巴伦博依姆从纯粹的和声学角度来探讨他的第四交响曲。“引子是对主调音乐的探索。一开始是一个降B音，也可以是升A音，可能是任何一个音。然后弦乐加进来，因为是同音，让你对调性一片茫然。在引子的最后，你基本上有了乐曲开始时的降B调属和弦，唯独不知道是大调还是小调。主要速度是快板，整个显示部有两个主题，都证明确是降B调。这样的搭建有怎样的目的？换言之，降B成为这部作品的本调。然后通过一个非常精巧的等音变化，亦即当降B音和升A音成为同一个音时，在发展部的结尾，我们突然到了异乡。为什么说是异乡？因为本调已经被搭建起来了。这就是被我们称为主调音乐的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本调的概念，然后去一个未知的领域，然后再回来。这是一个需要勇气和无法逃避的过程。这是对主题的重申，你称之为对自我的确认，对已知领域的舒适感——为的是能够去往完全未知的地方，并具有迷失方向的勇气，然后又意想不到地再次发现这个熟悉的领域，让我们重返家园。这就是（贝多芬的）音乐。”显然，巴伦博伊姆将（音乐）结构看做一种情感的表达形式，而将情感看做一种结构。

同样是“第四”，萨义德无疑在听巴伦博依姆的演奏时看到各种情景。关于家、发现、回归的神话：“奥德赛”。“他离开家是为了发现能够吸引他的东西，当然也有威胁他的东西。这是关键。为了最终返家而经历冒险。一切回到起点的时候并不是稳定的回归。在这种回归中，你能感觉到一些新的东西将要产生。这是一种很有震撼力的经历。……而‘伊利亚特’里另外一种经历，就是漂泊和无家可归。换言之，希腊人远远地离开家，很多人都像阿喀琉斯一样，最后死去了：他们回不了家。这里没有回家，但却有一种深刻的无结果的结果。荷马着意描述一种纯粹的死亡力量。存在着一种无意义，最终只有战斗本身。音乐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在第二维也纳乐派的音乐中，调性的缺失正是一种无家可归的状态，一种永远的放逐，因为你不会再回来。这种预示存在于人类的经验之中。一种流亡音乐，不只离开人类社会，而且也离开了调性世界。如果他们所承袭的调性世界意味着被广泛接受的世界，那个拥有着习俗、习惯，以及某种确定东西的世界的话。而在这个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中，能够看到一种力图恢复并且无法实现这种愿望的意识，比如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还有其他人。”

巴伦博依姆的忠告又是怎样的？“运用这些联想、还有这些术语应该有个极限。这些词，比如救赎、光荣、革命，无论什么，如果想用音乐来描绘这些想法都会有一定危险。对于绝对音乐所要表达的真实意义需要在声音世界和声音的关系上寻找。而听者则需要将其与自己所处的情况相适应，无论他处于良好的状况中，还是无家可归的状态，或者是在斗争之中。”例如，对歌剧，瓦格纳的歌剧。巴伦博伊姆并不忽视文本，但更着意寻找音乐本身的真实，“尽管瓦格纳是先写歌词，然后才有音乐，但他是在寻找一种将两者结合的艺术形式。他使声音与语言完美且明显地结合在一起，而其中的表现力并不在于它表现了非常强烈的感情，比如爱情、死亡，或者其他什么，而是拟声法，语言音节的读音配合着音乐的声音已经是乐曲表现力的一部分了。如果先去研究文本，然后再看音乐是否与之相符，当然肯定是会相符的，因为必定是要相符的，但这样，就无法获得将两者分裂开来研究所能获得的那种音乐表现方面的深度。如果你把音乐融入你对文本的理解之中，你就降低了其表现力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运用意象，尽管有时运用意象是非常享受的。卡拉扬说：你需要告诉管弦乐团的只有六样东西：声音太大、太柔、太晚、太早、太快、太慢。当然，这要在将整个曲目完全消化之后才能做得到。”

文字符号的表意常常无意中带有较大的扩张性，而音符本身——对于声音——则是无声、沉默的表达，准确而恐怖。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性、意象性的阐释常常更令人享受，它玄妙而诗情画意（即便是讲述最为痛苦的事情）；而音符及其构成的声音时空，却因其精准的存在方式而不那么容易亲近——然而，它的表现力也许更为深刻（而不是泛滥的），令人敬畏。同样作为文本形式，乐谱几乎不会像文字那样容易失控。

巴伦博依姆的阐释，仿佛能够在我眼前架构起一个音符的时间与空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召唤，让我相信，人能够彻底地沉浸在声音的世界（黑洞）里，而无关其他，甚至文化意义上的思想、情感，等等。那是音乐真正的、纯粹的“自律性”。就像巴伦博伊姆对待当代作曲家（如第二维也纳乐派，卡特、布莱兹、伯特威斯尔——普遍被认为难以理解，不适合聆听）的方式是内在于音乐的，通过反复演奏而熟悉并充分理解，仿佛它们是一百年前的作品。而相反，对于贝多芬——他不是过去的音乐家，也不是当代的，而是现代的作曲家，则带着发现的眼光去演奏，仿佛那些乐曲是今天写的。

最终，萨义德与我的感受是相同的吧——“音乐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音乐在很深的层次上，也许是对文化移入和商品化的最后抵抗。”

当然，享受音乐与了解音乐，常常又是两回事。对照萨义德的《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来读，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而且，首先要明确的是，萨义德深入讨论的是一种“风格”。

在敲出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脑子中一直响着各种旋律——当然，他们比我的表达远远美妙、纯净得多。

闺密要结婚了，帮她选了《费加罗的婚礼·苏珊娜的咏叹调》作为婚礼上的背景音乐。那明亮盈转的高音，此刻正在脑中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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