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闺密《阴转多云》

张爱玲说她最讨厌政治，不想与政治沾边，但她的政治敏感度却往往让人佩服。细细纵观她的一生，她在政治好象没有出过大的差错。香港哈耶出版的《张爱玲的闺密》披露了张爱玲五十年代在中共政治生态的状况，以及她逃离中国大陆的经过。

在张爱玲出版的《传奇（增订本）》在书前写了一个《有几句话要同读者说》：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末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至於还有许多无稽的脠，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

这麽清楚的立场，可见她决不是如有人说的那样政治白痴。这就不难理解她在1952年能够清晰的看清政治形势，及时离开险地的行动，也成为了后来的马思聪等人的榜样。

1949年5月27日，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那时，张爱玲的心理与一般上海小市民的心理一样是一种茫然。

《张爱玲的闺密》：张爱玲对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就很看不惯，本能的反感，从内心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时候左翼的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百姓的欢迎。但是张爱玲觉得社会舆论又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左派文学“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群众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就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份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

在这时，张爱玲已经知道她不得不改变自己了，但是除了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最擅长的题材，自己还能写什麽呢？在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麽？”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未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 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