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钟为谁而鸣《祷告文的文学式样》

曾经被我们忽视的钟声

——约翰•多恩著《丧钟为谁而鸣》以祷告文的式样进入中国文学视界

2009年6月23日，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的研讨会上，以诺文化策划的《丧钟为谁而鸣》（约翰•多恩）引发了与会者的讨论。

遭遇误会的名句

曾经很多人认为“丧钟为谁而鸣”是一首诗歌，是海明威的作品，其实海明威只是引用了多恩在本书中的一小段感言：“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流冲走一团泥土，大陆就失去了一块，如同失去一个海岬，如同朋友或自己失去家园：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丧钟声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林和生译）

出版缘起

彭强（策划人，以诺公司）介绍说，2003年SARS的时候，看到美国基督教作家杨腓力（Philip Yancey）著文谈到多恩的这本书使他在面对病痛与死亡恐惧的时候找到了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安身立命的所在（“这本古老的书成了我思考痛苦时不可缺少的指南。……他永远改变了我思考痛苦和死亡的方式，……我从多恩那里学到面临迷惑时思考其它的可能。”）。受此启发，尝试着翻译出版此书。

被忽视的另一重身份

本书译者林和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强调，原作者约翰•多恩（John Donne）不仅仅是英国玄学派大诗人，他还是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主教，也就是17世纪英国的高级教职人员。在西方基督教文明背景下，这个身份无比重要，由于我们很多人从不知道也从不研究。我们学术研究领域出现了偏废。

一个真正的君子每天应该不断祈祷

史幼波（成都龙江书院、佛教徒）认为，多恩这段被无数次引用的 “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我，也为你” 名言，与佛教每日的课诵：“是日已过，命已随减。如少水鱼，斯有何乐？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异曲同工，对生命的悲悯。《易经》乾卦第三爻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一个真正的君子每天应该不断祈祷，晚上睡觉时应该非常警惕。看到多恩的书，就明显有这种感觉。没有面对生死，连病危通知书都没收到过，怎么可能谈生死？你谈的都是祖师前辈对生死的了解，并没真正入你的心。真正面对的时候才是信仰的开端。

李亚东认同这种看法，他说，这种书其实跟我们的处境有关，从去年的地震到9路车，很多人采取的都是不想面对的态度。这本书就是一个个体面对死亡时灵魂的深度、痛苦的深度、思考的深度，而这种深度现在很难见到。多恩独自面对上帝，在特别的苦难面前他必须独自面对上帝。

《丧钟为谁而鸣》以祷告文的式样进入中国文学视界

从文学形式来看，以前我们没有把祷告文或相关文献归为文学。但如果说文学是一种表达的话，祷告文的确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学宝库。因为在上帝面前没有退路、绝望的境地中的祷告是至诚至纯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这种形式在我们长久的阅读中是被忽略的（彭强）。

《丧钟为谁而鸣》（约翰•多恩）翻译出来的文字很美，本身就具有文学价值（颜复萍）。布道文在中国确实不算文学文体，大家接触不到，出版的也少（李亚东）。宗教文学的文字太难。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宗教是个盲区。宗教在西方文学中所占比重是任何人掩饰不了的，我们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也不能缺失对它的研究（颜复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多恩根本不是在跟你说话，其实他是在跟上帝说话。上帝是个隐藏的读者，从启示来说，也可说是个隐藏的作者。祈祷文甚至清教徒文学作为一种有媒介的文学，从文学性来说很丰富。许多人写回忆录，把所思所想告诉你，但他们的阅读/写作体验中没有一个超验的位格者，没有一个三角形关系。宗教文学的背后都有这种张力，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的文学缺乏终极关怀的原因。没有隐藏的位格者，文学与人的关系就很平面。假如我们改写多恩的书，把其中的“主啊”全部去掉，都换成第二人称或者具体的人，也许思想传递的信息量不会减少，但隐藏的位格一旦消失，它的文学性、力量、给我们的感动是否还会一样呢？ （王怡 基督徒）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胡适曾提到过中国文学欠和合本圣经的债。白话文运动之前，和合本《圣经》就开始翻译，1919年出版。当时的和合本提供了白话文现成的典范。现代文学很多作家由此深受《圣经》文体的影响（彭强）。

王怡认为，多恩写《紧急时刻的祷告》时并没认为自己写下的是文学作品。今天我们看到的他这本极高价值的文学作品，是在他接受圣公会大主教职务、放弃文学志向之后所写出的东西。和合本《圣经》也是一样。西方传教士包括给他们做助手的中国人，翻译和合本《圣经》时，也并不认为他们在做关乎文学的事情，做的是汉语白话文还未形成之前的很质朴的东西，在动机上直指生命和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