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辈《我与父辈》，我很失望

如果阎连科真像其新作《我与父辈》的腰封上说的是“最让世界震撼的中国作家”，那我无语了。我之所以能看完这本书完全不是因为腰封上宣传的那种“锥心泣血的文字”，而是想知道阎连科到底能把汉语的语法、修辞、美感发挥到什么程度。我不怀疑作者的真诚，但我实在怀疑作者驾驭汉字的能力。

以个体命运的波折见证社会变迁的写法现在很流行，甚至连我妈都用这种方式在博客上写回忆录。但我必须客观的说，阎在《我与父辈》中所体现的文笔确连我妈都不如。我能接受略带修饰的平静的叙述，也不反感煽艰苦岁月的情。不过，当你准备拿个人家族史说事而且还要公开出版，做为一名严肃的职业作家，除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还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声。显然，阎连科低估了受众的文学审美。

在某种意义上，《我与父辈》跟我妈的回忆录具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都是农村题材、都是那个年代的事、都是为了谋生活、都是一个大家族、后来的日子都有了转机、都是把反思和疑问留给读者而自己不做或少作评述······但是，阎连科的笔调从始至终都在刻意营造一种沉重的氛围，这种氛围多来自于作者颇费笔墨的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于制度的恶却惜字如金。这本书败就败在作者看似平和实则矫情的写作基调上，比如那些关于日子与生活的对比、生与死的顿悟等等。这些哲学层面的思考不仅没能提升本书的高度，反而让读者怀疑作者的哲学素养。

下面这段文字来自我妈的回忆录：

“人民公社是通往共产主义的金光大道，15年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人们憧憬着美好的共产主义，期盼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神仙般的日子早日到来。在领袖关于“人定胜天”的教导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革命口号的鼓舞下，全国上下一片欢呼、一片沸腾、一片狂躁。在农村实行“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社员们一起上工、一起收工、一起劳动、一起休息、一起开会、一起吃饭。大锅饭就是这时产生的人间“奇迹”。

全家人都去参加大跃进，生产队里成立了大食堂，母亲和二婶不用围着锅台转了，叫做解放妇女、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实现男女平等。家里的饭桌子、锅碗飘盆都拿到生产队里，全村人在一起吃大锅饭。队部的院子里、屋子里摆满了饭桌子。大人们的欢笑声、嬉闹声；孩子们的叫喊声、敲碗声。不知是谁把马号里的驴牵了出来，它也放声大叫，像是正在演出一场大戏。不光是全村的人都来吃饭，家里养的狗也跟来了，围着饭桌拣食主人特意丢给它的食物。吃完饭女主人还要偷偷地带一些米饭、干粮回家喂鸡、喂鸭。也有人吃完饭把剩下的饭菜连同碗筷一起拿回家。在一些人的眼里这就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公社就是社员的家，社员需要什么就从家里拿。没多长时间食堂的碗、筷、碟、盆坏的坏、丢的丢，社员们只好把饭菜打到家里吃。再过几天大锅饭变成了大锅粥。因为大办食堂是头脑发热一哄而起。一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二没有蔬菜基地，三是食堂实行供给制，白吃白拿。再过几天没米下锅了，食堂黄了，大锅饭的历史结束了。

在大锅饭的日子里，社里号召家家户户杀狗，熬狗肉汤做肥料。我家把做饭的大锅按在院子里，家里养的大黄狗勒死了，煮一大锅狗肉汤。孩子们围着锅台转却不能吃，因为是连皮带毛一起煮的，就连肠子都煮在里边了。是给生长在地里的庄稼做的大餐。发酵后在每一棵玉米秧苗的根部挖个小坑，浇上一勺，只有地头上的秧苗才有这个待遇。给庄稼拿大草也是只薅地头上的草。因为弄虚作假、虚报成绩的干部不但不挨批评反而受到表扬，不说假充饥的话倒要挨批评。上面要的是体现高效率、高速度的数字，而不是实际情况。结果土地荒芜了，粮食减产了，人民没饭吃了。

大跃进后的第一个春节——1959年春节，人们没有吃上白面饺子，社里供应的是一箩到底的全粉面，一口人一斤。全家人吃了一顿黑面饺子就算过了年。早春二月青黄不接，饥荒降临了。一口人一天供应3两粮，当时的口号是“低标准、瓜菜代”，上级号召用瓜果、蔬菜代替粮食。可当时并没有瓜果和蔬菜，实际上是用野菜、野果、树皮等充饥。冰封的大地还没有开化，人们在上年种菜的地里把干枯的烂菜帮子、白菜根子、葫萝卜樱子、冻黑了的烂土豆子······这些本来已经扔了的东西，又捡了回来。洗净、切碎，掺点黄豆面煮一大锅，没有油，只能放点盐，叫小豆腐，即当饭又当菜。地里的干菜拣没了，野菜还没长出来，上级号召做人造淀粉。把玉米秸秆粉碎了放在锅里煮，时间长了，分解出一些粉状沉淀物，即人造淀粉。能充饥，但是没有任何营养成分，不消化、不吸收、大便干燥，排不出来。有人说，树皮比淀粉强，人们就去扒树皮。去掉外面一层老皮，把里面的一层用碾子压碎，筛出的面其实也是一种人造淀粉。

总算熬到了青草发芽，地里长出了野菜。人们象是看见了救命稻草，大人、孩子挎筐、背篓去挖野菜。由于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挖野菜的经历，我学会了识别哪些野菜能吃，哪些不能吃，哪些有毒。有一种大叶徽菜猪能吃，人不能吃，人吃了得膀肿病（浮肿）。但是能吃的野菜长的太慢，踩的人太多，供不应求。能吃的吃没了，不能吃的也得吃，如大叶徽菜、榆树叶子等。

菜团子是那时的主食。不管是有毒还是没毒的野菜，只要能充饥就行。把菜剁碎，放在开水里焯好后攥成团，外面粘上一层面粉或人造淀粉，放在锅里蒸熟，家家如此。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村里的大部分人都得了浮肿、便秘、消化不良等疾病。

不光是没有粮食吃，物资还极度匮乏，就连火柴也供不应求，用火绳代替。火绳是用艾蒿编的象手脂头一样粗的绳子，点着以后不起火苗，经久不灭，吸烟的人用来点烟。记得旱烟、香烟也不好买。烟瘾大的人抽干树叶子过过烟瘾。由于物资奇缺，各种东西都是凭票供应，如粮票、布票、棉花票、油票、糖票、豆腐票等。最管用的是粮票，用钱买不来的东西可以用粮票换。因为钱还能挣得到，粮票是按规定发的救命粮，粮票比钱还好用。旱烟18元钱1斤还买不到，但是2斤粮票就能换1斤旱烟。鸡蛋就像金蛋一样宝贵，因为养鸡的人家很少了，人都没饭吃了，何况是鸡？鸡蛋不仅可以充饥、解馋、补充营养，还可以换很多用钱买不来的东西，如换粮票、布票、棉花票。如果儿子结婚，得做新被、新褥、新衣服。全家的布票、棉花票凑在一起也不够，就得用粮票、用鸡蛋去换······”

一个优秀的关于艰难岁月的回忆录，笑着流泪应当贯穿整个阅读过程。只有沉重是不够的，作家更应善于从苦难中发掘那些令人轻松的片段。这才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