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選組血風録《世代如落叶》

新选组成立至今也不过短短一百四十余年，然而由于维新后的政治环境及其他原因，其相关资料不少都模糊不清，那些文物也是曲曲折折才保留下来的。当年子母泽宽写小说时曾探访相关当事人获取了不少资料，但非常可惜的是第一手资料并没有被留下来，而仅仅通过小说后人是难以辨别哪些是作者虚构的，哪些才是历史史实。不过所谓历史小说本就是基于史实进行的合理想象，资料不详反而给了司马作为小说家发挥的空间，书中那些队士们虚构的故事，甚至连队士其人都是虚构故事读起来也相当顺理成章，仿佛当初就该如此一般。即便是大众有着普遍认识的事件司马也敢于做大胆的改动，像《池田屋异闻》中山崎的故事便与一直以来的所闻不同，也迥异于司马其他作品中的描写。诚如大仲马所说“历史是我用来挂小说的钉子”，司马也只是借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情感偏向与价值取向罢了。

具体到描写上，司马的落笔处既没有倒幕佐幕的政治选择，也没有寻常那类对悲剧命运的哀叹和武士大义的赞叹，更没有“队士的日常”之类意淫，而是分章节对一两个队士进行细致刻画，围绕人物进行表达也正是司马所擅长的。由于对新选组不抱多少好感，司马在塑造组内干部时往往不乏讽刺与反思，对普通队士则流露出或同情或赞扬的感情，同时也间杂着小小的讽刺。仔细揣摩，司马当真是对于他笔下人物的个性特征、心理变化及当年所处的形势思考得相当透彻。

近藤派。

《虎徹》一章中对作为局长的近藤的思想分析很是有些道理：近藤对幕府有一份绝对的可以说有点病态的信仰，宁以假当真的信仰。虽然其人对尊王攘夷论抱有兴趣，但这份兴趣显然不及信仰幕府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估计后来各种思想的碰撞也曾另近藤颇为痛苦，但他已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全部寄托在幕府之上，如果他的或者说幕府的对面出现了反对者就尽力将其抹杀。而近藤的悲哀在于，最终时代潮流与历史走向都出现在了他的信仰对面，此时被抹杀的就只能是他自身以及他的新选组了。

大约因为之前另有长篇小说《燃烧吧，剑》单独描写的关系，本书对土方的部分大多是做为法度执行者的身份出现，与近藤商量事宜，没做过多叙述，倒是反复描写了冲田的可亲与天真。在以他为主角的章节里，连近藤与土方都蜕下了政治面具，一副慈爱兄长的模样，尤其是《冲田总司之恋》，那没有结果的恋情看的人黯然伤感。可实际上，看似天真的人心里最明白，做事最准。

恶人。

原以为文中会帮所谓恶人正名，没想缺点也写了一堆。

“四大恶人”中山南没怎么描写，只是借冲田之口说不耐烦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姑且不论山南是否是这样的人，自以为是大约可以算是文人的本性吧。先后被诛杀而冠上恶人之名的芹泽、山南、武田、伊东甚至是谷，和组内其他那些乡下土包子相比都受过相当的文化教育，也算颇有些见识，然而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正是他们悲剧的起点：在有着高度严格纪律的组织中，异样的想法和行为是不允许出现的。违者，局中法度伺候。

局中法度。

不知道有没有人计算过，新选组历代成员中死于局中法度的到底有多少，估计是个令人咋舌的数字。按1865年的编制，十个番队长中就有四个是因此而死（包括被暗杀处死的），高达40%的概率。

虽说切腹是武士的荣耀或者说让有罪之人切腹是武士的慈悲，但诸如河合那种明明是町人，却被嫁祸或因需要有人承担责任或因杀鸡儆猴之类莫须有的原由，而不得不以武士的方式终结生命，则是残忍而悲哀的。

法度的五条标准中尤以“不可脱队”一条最为苛刻。一旦入队便是签了生死簿，那些怀抱天下大任或想要个武士身份人也就罢了，如果仅仅想有个容身之处或赚份收入糊口，一旦跳入狼窝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除去后期特殊情况得以脱队的永仓、原田等人，京都时期能像文中长坂小十郎那样顺利地、正当地脱队那是非常的幸运了。与此对比的是鹿内薰的故事，小家庭的幸福生活反而让他失去了身为武士的勇气，一个以美好爱情开头的故事却只有无言的结局，不禁令人扼腕唏嘘。

《御法度》原著。

说起《新选组血风录》就不得不提到它的一个身份：电影《御法度》的原著。其实说原著未免以偏盖全，电影不过是在《前发的总三郎》及《三条河原乱斗》两篇的基础上进行的改编。当年电影看的人如坠云中不明所以，如今这两章小故事倒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这两篇大约也是司马对新选组这一组织讽刺的最为厉害的。前者把组员描写成了严格纪律下的一群加入动机不良，满怀别样心思的八卦男；后者则点出了组内的统治核心：当年的近卫馆上洛八人组+斋藤，再缩小一点便是天然理心流的几人而已。乡人的任人唯亲及派系隔阂跃然纸上，但其实这也不是新选组独有的问题，据说当年萨摩藩长期不怎么待见伊东便与他非萨摩身份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