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康巴不仅是藏》

写藏族的文字并不少见，从介绍藏传佛教的各种书籍到旅人们用脚步和马匹丈量书写的各种游记。但说实话，绝大多数不过是猎奇的浮光掠影。即使若干年前，阿来的小说《尘埃落定》就获得过主流文学奖的认可并且改编成电视剧，康巴也依然是越描写越神秘的地方。但看到《康巴》的时候，我还是很惊喜。这种第一眼的惊喜是来自康巴本身。康巴风景迤逦，康巴汉子英俊豪爽。那个地方叫人流连忘返。看到有人写它，便觉得高兴。

即使都是藏族，康巴的藏族和拉萨的不一样，和青海也不一样。不仅仅是服饰上的差别，甚至连语言也不一样。这种方言差异，不亚于北京话和上海话。

我想，每个人拿起笔开始写作的原因不近相同，每个人面对自己作品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态度，有些人不过是谋生，有些人是倾诉，有些人则看成使命。我相信达真写《康巴》时是非常严肃的。这种严肃贯彻在整本小说里。小说的故事并不算跌宕波折，人物性格也未见复杂丰满，在结构上也谈不上奇特，甚至某些片断并不足够流畅。但这丝毫不影响《康巴》的动人。

我常常习惯性的将这类描绘我们并不熟悉的地域的小说称为“风情小说”，代表就是沈从文、韩少功。好的风情小说并不局限于让读者被故事打动，而是要通过小说将读者带入那种独特的地域风情中，并久久难以忘怀。沈从文的好处就在于打开《边城》，即使这个故事平静而简单，但文字所到之处都是湘西满眼的翠绿。《康巴》并不是文字有限的中短篇小说，它是多线索的46万字的史诗性大作品。

20世纪初的“改土归流”已经接近尾声，康巴的云登格龙土司跟所有土司一样，但他更深刻的感到沉浮、彷徨与恐慌，他意识到了土司制度必将被新制度取代，要保住世代的权力和地位，就必须兼收并蓄。然而，即使如此，有限的目光下，也只能做有限的事情。这种悲哀才是真正的悲哀。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哀，也是知道光明的方向却已经背对太阳无法转身的力不从心。而大商人尔金呷执念的陷入与仇人降央土司家的血海深仇，即使有活佛的点化，有智慧的老管家的劝解，却依然一意孤行。事情开始了，就无法停止。陷入轮回，就永远轮回。最终只有美好、善良的阿满初一人得到所谓的幸免。回族青年郑云龙带着情人玉珍，杀人逃亡，来到康巴避祸。信仰的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将对真主的热爱放在心底。但在这种隐忍中，他开始逐渐飞黄腾达，也明白和谐有时候是一种宽容，但更多时候是力量的牵制。这三个故事交错发展，康巴、康巴人的不同阶级、民族、文化、宗教的面貌逐渐隐现。但实质上，这三条线索本身并没有复杂的交融。几乎以平行的样态同步进行。情节绝对不是重要的。对于这样的一部小说，情节、行文方式，都变得次要。流畅成为基础。只要满足了流畅即可。因为这样的一部小说，需要在某个方面达到更高的要求。它不仅仅需要满足讲好一个故事，它更需要满足身为“传承者”的作用。

达真作为一个一直生活于康巴的藏人，却不得不拿汉语写作这部关于康巴的小说，文字本身如何带给普通的读者冲击和力量，甚至不追求力量强大反而追求细致入微的浸染，都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这个问题并非无足轻重，它甚至应该是创作这部小说的基石。

我喜欢整部小说里随处可见的各种比喻、歇后语。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我无法完成为了了解藏族文化，学习藏文，读《格萨尔王传》，或者了解藏传佛教五大教派的来龙去脉。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可是，这不说明藏族文化不吸引我。这只是忙碌生活的现代人的事实。所以，当尔金呷说天气干燥得菩萨都想喝水。云登年轻时候第一次见到一见钟情的情人娜珍时说她在花朵一样的姑娘里，你是最漂亮的。往前走一步，比得上美丽的金孔雀；往后退一步，比得上仙女白度母。那是不后悔的爱情，金鹿遇见青草是不后悔的。

我实在是太喜欢这样的文字了。

当然，也是因为我对康巴有着特殊的感情。视若生命的土地和草场，是前辈留给藏民们最不好分的酥油。这话绝对不是随便说说。

有一年，我去康定拍戏，中间有一场戏需要大量的草原上的蘑菇。制片主任派出整个剧组里当天不需要在现场的人都去采蘑菇。结果，有一组就遇到了骑摩托巡视的草场主。这个年轻而英俊的康巴汉子生怕我们踩坏了他家的草地，气呼呼的赶我们走。我们满口答应，他还不放心，一定要看到我们的车队离开了才转身。这还不包括每天晚上在现场广场上跳锅庄的男女老少。

那些康巴的太阳，康巴的风，康巴的味道就在这样的比喻里营造出来。我喜欢那些比喻，用记号笔划下来。那些虚构的人物到底经历了哪些波折其实有什么关系，在这种文字的书写下，把真正的康巴展现给读者才是正题。

同《尘埃落定》的魔幻相比，《康巴》实在是太现实了。与阿来相比，在书写上，达真也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的想描写他心里的藏人，他心里的康巴人，那些说不清楚但又实实在在的民族矛盾与民族融合。那些外界的误会与曲解，那些即使是本民族的人也不断遗失丢弃的宝贵文化。五十六个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即使是在武力上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在文化上，大汉民族确一直强大得无可取代。对于任何一个少数民族，面对强势文化的侵蚀，到底该何去何从，到底能何去何从，是云登土司曾经思考的，是达真思考的，也是我们思考的。藏民用宽容的心态来接受外来的文化，康巴就是典型。可是，对于我们呢。我们常常怀揣了一颗猎奇的心态，一颗自觉高人一等的心态，一颗挑剔的心态，一颗鄙夷的心态去看待其他人的文化。因为无知而偏见，因为偏见而拒绝探索学习，因为不学习而无知。在这样的一个怪圈里，生产力有时候变成衡量文化优劣的唯一标准。当你即使到了藏区，发现很多藏族孩子已经不会藏语，不懂藏文，这种悲哀不仅仅是藏族知识分子的悲哀。失语三年才闭关写作的达真，岂止是失语三年。在离开民族学院之后，他一直在探索中坚定的沉默着。《康巴》或许并不能成为流芳百世的佳作，但它绝对有打动人心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