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读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p6(6) 作者在开篇对此书可能遭到的攻击进行了排布。并且提出“哲学史并不总是代表思想文化的历史，或者能充分地描述和解释我们借以建立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的那些方式。”

翻译文中的流畅性很重要，这本书的译文展现了这种能力。不过小错误还是有一些。

p19(18) 戴维-麦克马伦的《中国唐代的国家与学者》。

p33(30) 作者认为全祖望《宋元学案》中的观点由于依据程朱学派的基点，因而是不可靠的。

p69(65) 晁氏还在开封聚书建立了藏书楼，这是当时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之一。晁氏第五代人成功地金榜题名，这与其藏书的传统有极大关系。

p180(172) 从11世纪30年代开始，范仲淹的集团积极创办地方学校，他们希望以此为作为转变精英之学，并由此使士自身发生转变的手段。

p190(182) 石介不再借天地之道来说话；在1037年他写道，圣人之道优于天地之道，道是不变的，而自然界却是无规律的。（一种唯心论的视角）

p212(203) 苏洵《六经论》认为个人可以左右事件的进程，即左右那种合乎逻辑地引出可预见之结果的“势”，之所以能这样，是通过用“权”来平衡一时的偏向，改变事件的方向。“权”可以被译为权威，权力，对恒常的偏离，以及权宜，但是“权”的本义是一柄杆秤，它可以通过一点点移动秤砣来控制一个很重的物体。

p214(204) 礼是外在地强加给人的，而乐使他感到这是他内在的东西。但是，人们由此开始压抑憎恨和贪婪的情绪。于是圣人作歌，好让这些情绪在变成毁灭性的行为之前就被宣泄出来。“故《诗》之教，不使人之情至于不胜也。”这最后的一部分有必要保证说，人们会愿意接受文明的不自然的约束。这些文章暗示，斯文是在制度的权威与人情之间建立联系时的副产品。没有这样一种联系，人们就不会接受圣人的学说。

（苏洵的六论所阐发的论点很有意思）

p247(235) 司马光对于杨雄的重视。杨雄通过玄学来为政治体系创建合法性基础。

p253(241) 司马光对于纲常和天道的重视，从当今的眼光看是过于顽固了。“我认为，司马光是在非门阀的世界里，向皇权体系中的一个核心政治难题妥协，在皇权体系中，君主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力，他要通过以特别高的标准要求君主，来限制，而不是钳制君主。而司马光能够用历史来论证对于君主和士，要作为对国家负责的成员，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对他们都是必要的。为了让这些观念生效，他们必须相信那些观念是真实的、必要的和可行的。有鉴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司马光何以努力表明天地具有相同的结构，而人心可以专注于职责。”司马光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意识到了一些被证实的原则，但其为这些原则，为了避免政治体系动荡而寻求的意识形态的架构却同样会带来巨大的代价。

p281(268) 苏轼对于诸葛亮和韩愈的批判。要发现苏轼的思想而非文学的一面。而这也说明了，必须跳出学术史的范畴而进入心史。

这本书的研究不可谓不精细，但顺着这个理路却有失去轴向的危险。

p347(333) 对于道学形成的共同体的形式的分析，还是很让人眼前一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