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 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不是重点，重点是媒介至死》

看了不少这本书的书评，发现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在“娱乐”上。诚然，波兹曼先生写这本书确实是想给人们一个提醒，提醒人们小心文化走向低俗化。但是他也说了：“娱乐本身并没有错。”那么错在什么上呢？

错在人们不懂媒介。在书本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只有深刻而持久地认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其他任何形式的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我们都知道有一幅幽默的图画，画的是一个人骑在驴子上，拿棍子在驴的眼前吊着根胡萝卜，驴子为了吃到萝卜就一直向前走。波兹曼先生的话换个说法就是——驴子要想认清现实，就得能认识到眼前的萝卜是背上的人吊着的。如今大众的信息和知识大多都来自媒介，以至于我们思考和说话的方式都被它们改变了，但我们却没有发现。

娱乐不会致死。寓教于乐难道是件坏事吗？娱乐在局部和适量的情况下，是有益的。但当它扩展到整个社会和海量的情况下，就有危险了。而导致这种危险的是什么呢？

是主流媒介的性质。我们正在经历的是文字媒介被图像媒介篡权的时代。图像媒介？没错，正是它。想想你身边最受人们欢迎的媒介有哪些：电视、电脑、电影、杂志（别说杂志是文字媒介，它里面那少得可怜的文字纯粹是种陪衬）。就连传统文字媒介代表之一的报纸也在向图像屈服。图像有其优点——直观、真实。这也是人们最初开始使用它的原因。但它的缺点同样突出——它完全排斥严肃和理性。虽然我们的新闻里有很多严肃的内容，比如战争、灾难，但我们报道新闻的形式却是不严肃的：几十秒的战争新闻之后，完全不经过任何转接的，我们可以进入娱乐新闻的报道。这就像我们嘴上在说着国家存亡，脸上却挂着笑容一样。电视确实是排斥严肃的，你能想象两名学者或政治家在电视里严肃地讨论问题吗？然而，在电视被发明之前，在中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文字媒介的典型——《论语》就恰恰是记录一群人严肃地探讨真理的。你可以想象在《论语》的影响和我们如今的电视影响下的人们会有多大的不同。

图像排斥思考，它本身是表面的，所以它也排斥人们去发掘本质。在文字媒介时代，每个人都能轻松地“说”出对他人的印象，因为不用文字描述他人，还能用什么呢？而这些描述通常都是能指出本性的，譬如诸葛亮说曹操“多疑”，朱元璋说张士诚“器小”。要知道，这几个人似乎都是素未谋面的，即使见过，也就一面之缘，但却通过听说或者阅读对方的事迹轻松抓住了对方的本质。如今呢？一切事物给人的印象都是图像、画面，都是长镜头或者蒙太奇。不相信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立刻“说”出自己对最好朋友的印象，必定是结结巴巴的，原因是朋友在脑海里的印象都是画面的，而我们从未花时间去从这些画面里挖掘本质。

每个时代的真理都和那个时代的主流表达方式有关。口传身述的年代，能记忆最多道理，能讲最多名言警句的人是智者；在印刷时代，能写最好的书的人是智者；在图像时代，最能取悦大众的人是智者。我很想质疑，但似乎事实确实如此。在文字媒介仍有余威的今天，我们可能还会崇敬学者、科学家、教师。但再过几十年，也许连他们自己都娱乐化，肤浅化了。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我的学识不深，但还好波兹曼先生已经给我们提出了方法：我们不可能去销毁所有的电视机、摄影机、照相机、电脑了，我们能做的是——教育。我们得让更多的人了解媒介，让人们看清眼前的胡萝卜。当大众控制住媒介，而不是被媒介控制的时候，娱乐就不会致死了，也没有什么再能把我们的文化引领向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