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道德《彼得·克鲁泡特金：温和的革命者》

儿童时代

彼得·克鲁泡特金于1842年12月9日生于莫斯科，他一出生就是克鲁泡特金亲王，因为他的家族的祖先曾是基辅大公国的统治者。就像卢梭和托尔斯泰一样，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他的文字和思想。据说他长得很像在他3岁之前就去世了的母亲，就像卢梭和托尔斯泰的母亲一样，他的母亲也有着很高的善良的声誉，这种声誉不但在他的家族之内得到公认，而且也得到了家族庄园中的农民的一致称赞。那些热爱他母亲的农奴们，很舍得在他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身上花钱。彼得记得一次偶然中，一位老农妇的话使他母亲的形象在他的记忆中鲜活起来。

…… 一位在田地里与我们打招呼的农妇问我们，“你们能像你们的母亲一样好吗？她可怜我们，你们也会的，肯定会的。”“我们”当然是指农奴们。如果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们在家里、在农奴和仆人中间找不到孩子所需要的爱的氛围，我不知道我们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是母亲的孩子，我们生来就像她，人们慷慨地将他们的关心给了我们。……

人们都深切希望死而后生，但他们经常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对一个真正的好人的记忆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它将给后代留下深刻印象，还将为子孙们所继承，这难道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不朽吗？

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一种通过优良的性格来达到人生不朽的努力，托尔斯泰和卢梭都强调过这样的品质。

克鲁泡特金的父亲是一个容易发怒的军人，再婚后他就似乎没有在意过他的年轻的儿子们和女儿。那位后母起初曾极力想讨好她的新孩子们，但这让彼得和他的弟弟萨沙起了疑心，转而躲避她。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也就对他们失去了兴趣。彼得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发现他们成了纯粹的孤儿，于是就将多数时间用来和仆人们玩或者两人一起玩，因而他和弟弟之间建立了一种强烈的相依为命的关系。克鲁泡特金对他童年的叙述表现出一种情感，那就是他和他的弟弟以及仆人们组成了一个隔绝的被压迫者的圈子，压迫者是他的后母，他们保守自己的秘密不让家里的主人知道，他们被一种强烈的个人忠诚意识捆在了一起。

我们从不出卖任何仆人，仆人们也不出卖我们。一个星期天，我和弟弟正在宽敞的大厅里玩，突然撞到一个支撑着一盏很值钱的灯的托座，灯被打成了碎片。很快仆人们就聚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没有人责备我们；但人们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让笛肯冒险溜出去，赶到史密斯桥去买回一盏同样样式的灯。这盏灯花了15卢布——对于仆人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数目了。尽管如此，灯还是被买了回来，我没有听到一句指责的话……我记得不管玩什么游戏，我们都没有听到过粗话……在仆人的房里、在他们中间，他们肯定说粗话；但我们是孩子—她（指克鲁泡特金的母亲——译注）的孩子——这使我们得以幸免于听到粗话。

那么，如果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弟弟妹妹们能意识到他们并不是农奴圈子里的成员，如果他们能意识到他们不应该选择加入这个圈子，如果他们想起他们的出生和背景可能将他们置于另一个残暴的压迫者阶级之中，那对他们来说将是多么可怕。

一天，彼得的父亲因为一些碎了的碟子发起脾气，他把仆人们都叫了进去审问，看有没有另外一些东西丢失了或者打碎了。他对他们又骂又打，指责他们偷东西、搞欺骗。最后他认定是那位钢琴调音师兼男仆马卡干的，指控是他喝醉了酒后，打碎了碟子。他将这个倒霉的人连同一张纸条送到了警察局，要求用桦树棍抽打他20 下。克鲁泡特金描写了马卡回到家后的情景：

房间被恐怖和沉闷的气氛所笼罩，时钟敲了四下，我们都下楼去吃晚饭；但没人有胃口，汤在盆里也没有人去动它。我们10个人坐在桌边，每个人后边都站着一位小提琴手或长号手，他们的左手拿着干净的碟子，但是马卡不在其中。

“马卡哪去了？”我的后母问道，“把他叫进来。”

马卡没有出现，命令又被传了一次，马卡最后进来了，他的脸苍白、扭曲、羞辱，他低垂着眼。父亲看了看他手上的碟子，后母看到没有人喝那盆汤，就试图鼓励我们。

“难道你们没发现，孩子们，”她说，“这盆汤很好喝吗？”

眼泪咬住了我。吃完饭后，我立即跑了出去，在一条黑暗的走廊里，我抓住了马卡，想去吻他的手；但他甩开了手。可以说是指责，也可以说是疑问，他对我说，“让我一个人呆着，你长大后不也是和他们一样？”

“不，不，永远不会！”

甚至在这样极度痛苦的时刻，我们也没有听到克鲁泡特金对他的父亲有愤怒的表示，事实上，他在用一种很间接的方式为他辩护。他在向我们表达，尽管出现了上述的事，他的父亲却仍然不是地主中最坏的。相反，残暴和野蛮在那个时代是那样司空见惯，相比较而言，他的父亲就是最好的一个了。就像卢梭同情被他父亲痛打的弟弟一样，就像托洛茨基看到他的父亲向农民索要一头牛而被农民的苦难所打动一样，他们都有着对被压迫者的同情，但没有表现出对父母的愤怒。多年后他们却将这种愤怒和报复指向了***，而不是指向最初给他们带来不平意识的人。克鲁泡特金对被压迫者的感情，特别是对农民的感情，是他性格的中心方面，就像托洛茨基一样，他后来也被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的诗句所吸引，因为这些诗句挑起了他们心中对“被蹂躏与被虐待的人们”的同情。

流放

克鲁泡特金被送往亚历山大二世宫廷去做一名侍从，对青年人来说，获得这个位子是极大的荣耀。但他的经历只是引发了他对宫廷浮华和宫廷流言的鄙视。他起初是仰慕亚历山大的，将其视为解放农奴的英雄，但最后他带着对这位可怕的暴君的鄙夷，结束了他的侍从生涯。当即将从侍从军官学校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被允许挑选他自己愿意参加的军队，克鲁泡特金决定不参加近卫军，以免把生命浪费在滑稽的仪仗和宫廷舞会中间。相反，他选择了穿着只有衣领为红色而没有任何镶边的黑色军服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团。他的同僚们都为此感到震惊，上尉一开始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当他意识到这位年轻人说的是真的，他用“惊讶和可惜的眼光”看了看他。就这样，克鲁泡特金开始了好几年严寒条件下的艰苦经历。在西伯利亚他成了一名探险家、地理学家和自然学家。他被任命为库盖尔将军的副官，这位将军以他的激进观点而著称，他向克鲁泡特金介绍了米哈伊尔·巴枯宁和亚历山大·赫尔岑的著作。克鲁泡特金也遇到了几个被放逐者，这些人使他相信，俄国的改革已经无望了，革命才是惟一的事业。

克鲁泡特金之所以选择西伯利亚军团，似乎是他对痛苦和艰难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倾向，但是他的这种态度与卢梭和托尔斯泰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与他们一样，他也受到母亲品德的鼓舞，父亲也是以一个压迫者的形象出现的，但我们在克鲁泡特金身上没有发现卢梭和托尔斯泰童年那种故意自我折磨的倾向。的确，他是选择了着装朴素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他也知道那里的条件严酷而艰苦，但他并非要把肉体上的惩罚加在自己身上，他选择那样的环境、那样的生活，明显是出于从道德上惩罚自己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我们要在下面章节里研究的革命者的共同情形。

1863年，克鲁泡特金高兴地接受了到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注）去的任务，并且花了很多时间探索那个地区。当他向莫斯科汇报一支驳船船队在这条河流被摧毁的情况时，他深为莫斯科的宫员对这个地区的无知感到震惊。重返阿穆尔河地区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探险、绘制地图、进行测量。这些年的经历令他坚定了最初的印象，即：靠莫斯科的行政机器来帮助边远地区的人民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观察了杜克港的共产主义社区的情况，很赞赏那个地区成功的殖民开拓，这个地区的人民在没有参考任何来自莫斯科的计划和指导的情况下，完全将自己兄弟般地组织起来了。边远地区的恶劣条件迫使人们要互相帮助，而不能依靠***。这里对于一个未来的无***主义者来说，是个理想的训练地，使他坚信所有的***和行政机器都是无效的。

我们还不清楚克鲁泡特金有关中央权威分散化的“想法”是否萌发在西伯利亚时期，不过在他父亲的庄园看到的那种封闭式的管理农奴和仆人的公社形式，一定使他有所思考。在侍从军官学校学习期间，他将学生和行政当局作了严格的区分，研究了学生怎样才能团结在一起，以避免***对他们的干预。在他要求去西伯利亚之前，他就反对中央集权，除了是被边远地区的艰苦生活所吸引外，他可能还想到那里去寻找某种建立小型的独立公社的努力是否有价值的证据。他了解到，正是西伯利亚那样艰苦的条件，才使得人们有必要更直接地互相依靠。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他选择去这样偏远的地方任职，这一动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的。但他有一种感觉，他能在西伯利亚学到东西。相对于他在宫廷的侍卫同僚们来说，他对自己的经历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但是此时，他对***的观念还没有定型。

革命者

截至1871年从西伯利亚回来，如果克鲁泡特金还没有在行动上，那至少在思想上已经将自己看做是一名无***主义者了。他从部队退役，这使他那位“看到穿便服就生气”的父亲感到恼怒，他进入大学去学习物理、数学以及地理。克鲁泡特金在大学呆了5年，他花了大量时间修止俄国的亚洲地图，他对有些地图上的令人愤怒的错误感到困惑。地图上画着的在斯坦诺夫东部的所谓广大山区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

作为他的研究和“数月集中思考”的结果，他对整个亚洲的地理结构相当清楚，“主要的结构线不是南北走向，或者东西走向；而是从西南到东北——就像美洲的落基山和高原那样。”这一认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发现的“喜悦”，几年来如此混乱和矛盾的东西最终“在和谐有序的整体里都找到了正确的位置”。

这种对自然和谐与人类和谐的信仰，如果按照他的设想的话，是他革命哲学的一部分。从物理地理学中间生发出无***主义的原则，这似乎很奇怪，但是克鲁泡特金在成为一名地理学家之前，很久以来内心就是一位革命者了。甚至我们可以更准确地说，非集权化的价值是隐藏在他革命理想主义发展的背后，以及他对地理的兴趣背后的中心思想。

在旅行中，他还游历了西欧，他了解到，那里发生过许多政治骚动事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止在增强。在那里，就像他有意去发现那些地理上的落后地区一样，他也有意去发现那些政治上的落后地区。不久，他到了纽沙特、瑞士，并花了很多时间跟侏罗省的制表工人们在一起。1872年当他到达汝拉山区的时候，汝拉联合会正在开展反对马克思领导下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集权化的斗争。他对詹姆斯·纪尧姆印象深刻，纪尧姆是联合会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工作如此忙碌，以至于没有时间与克鲁泡特金作一次友好的交谈。克鲁泡特金帮他捆扎要送出去的当地报纸，这样才能和他说上几句话。克鲁泡特金为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被镇压的恐怖故事所震惊，但他的消息提供人多将重点集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伦敦总部怎样企图控制巴黎公社上了——或者，也许是克鲁泡特金的偏见导致他这样去理解。很显然，甚至在革命运动中，权力的集中都会引起反抗，还会导致官僚主义统治的回潮。

克鲁泡特金的工作不只局限在思想上，自打从西伯利亚回来那一刻起，他就成了革命圈子里的活跃分子。在公共集会上他拒绝向沙皇祝酒，他的这一举动很快就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和他的弟弟亚历山大都为彼得堡的知识分子和文学界缺乏革命的热情而苦恼。

克鲁泡特金反对使用暴力，但他感到有必要改变俄国***庞大的铁板一块的统治体制。他希望用首先将中产阶级转变成无***主义者的办法，来减少暴力的发生，从而使中产阶级意识到他们的特权的不公正，让他们更愿意接受事物的新秩序。他发起了一个反对将被禁文学走私进俄国的活动，他在私人集会上宣讲社会主义和无***主义，他还参加了一个叫柴可夫斯基听友会的自我淬砺性质的小圈子。自我淬砺当然是微不足道的目的，但这个圈子里也包括妇女，在俄国是禁止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这个圈子本身就引起了怀疑，因为亚历山大二世公开仇视受教育的妇女。但是，这个柴可夫斯基听友会很快就从自我淬砺走向了在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克鲁泡特金兄弟走在活动的最前列。

1873年，克鲁泡特金在准备一大卷地理学著作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很快被捕，他草草在稿纸和地图上描述出他的主要观点，然后将稿纸和地图都转移到他弟弟那里去了。克鲁泡特金坐牢期间，地理协会出版了他的手稿。被捕的前一天晚上，他得以回到住地检查他的稿件，销毁了一些泄密的材料。克鲁泡特金被指控参加了一个计划推翻俄国***的密谋团体，最后被送往臭名昭著的彼得堡要塞监狱。

晚年的托尔斯泰曾乞求“一个真正的好监狱一一发臭、寒冷、‘饥饿’”。克鲁泡特金不用为此而发愁；他不止一次地受到监禁和流放的惩罚，在监狱里他赢得了加入被压迫者行列的权利。马卡——他家的老仆人——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为他而自豪，一定会张开双臂欢迎他。但是，当一位革命者变成一个更公开、更成功的反叛者的时候，要发现他在有意识地渴望惩罚的证据却变得（或将变得）愈来愈难了。当道德上的因素变得更显著起来的时候，受虐因素将退居幕后。很清楚，克鲁泡特金对他作为一名贵族成员的“不公平”地位有着罪恶感，但我们没有发现他乞求别人鞭笞他。他确实知道他要被逮捕和被监禁，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他在坐以待毙，或者期望被抓住。在克鲁泡特金身上，我们更难在受虐和勇气之间加以区分。在他还有自由的最后时刻，他都一直反抗着他所认为的不公。他在狱中还继续为他的事业而奋斗，一旦机会来了，他就神奇般地从监狱里逃了出来，很快受到世界新闻媒体的报道，进一步提高了他作为一位革命者的声誉。

世界范围的无***主义运动

克鲁泡特金在彼得堡要塞监狱——一座被人们想像成坚不可摧的堡垒里——呆了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他的有些同志死在监狱里，另一些人变疯了，但他还未接到通知说他的案子什么时候可以开庭审判。1876年早些时候，他在几个朋友的帮助之下，奇迹般地越了狱，之后他到了英格兰，打算在回俄国之前在那里住几个月。当时，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他的名声，或者说没意识到在多大程度上，作为一位无名的革命者，他在光天化日之下逃跑，会给沙皇带来尴尬和羞辱。起初，他只是延长了在英国滞留的时间，但当他意识到无***主义的国际主义性质和他在无***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后，他决定在英国无限期地住下去。

当时，在无***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公开的严重对立。国际工人协会在1864年成立于伦敦，马克思已经是运动的中心人物；马克思写了大量的信件，接受新闻记者采访，写作小册子、著作，就共产主义发表演讲。马克思的主要论战对手是另一名俄国无***主义者巴枯宁。巴枯宁于1868年在日内瓦建立了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作为代替国际工人协会的机构。在1872年的海牙大会上，巴枯宁分子被那个早在4年前就被派系斗争所摧毁的国际工人协会开除了。国际工人协会的总部从伦敦迁到了纽约，但在4年之后于费城被解散。

马克思的理论曾设想，革命会在大不列颠——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成熟，而俄国当时仍然是个野蛮国度，还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共产主义之前的必经阶段）。马克思与巴枯宁的冲突不仅仅是共产主义与无***主义之间的冲突，也是马克思所坚持的复杂而缓慢的革命条件发展的观念与巴枯宁号召立即革命的观念之间的斗争。其结果是，马克思把一般的斗争矛头不但针对巴枯宁，而且针对所有那些“攻击西方文明来掩盖他们自己的野蛮状态的”、“莫斯科的乐观主义者”。

马克思与克鲁泡特金是天生的论战对手。克鲁泡特金反对在任何国际性的革命组织中建立领导权和统治机构的想法，他也不希望与伦敦或俄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他认为马克思要从伦敦把领导权强加于巴黎公社的笨拙努力，阻碍了1871年的革命。马克思选择了放过克鲁泡特金，全力对付巴枯宁（当时他惟一的现实威胁）。虽然他们从未见过面，但克鲁泡特金崇拜巴枯宁，或许也正应该感谢他们的未曾谋面，否则巴枯宁是不会容忍克鲁泡特金反对暴力的立场的。

克鲁泡特金将自己描写成一个“革命者”，但实际上他却信奉无***主义的理想。他认为，如果无***主义能深入社会的所有阶级，那它就能使多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都获得转变。他预见到一场“和平革命”的可能性，或者在一场革命中至少可以减少暴力。“那时的问题就不再是怎样避免革命的发生，或者怎样在最低限度的内战中获得最大的成果，或者怎样把受害者的人数减到最少、把双方的痛苦降到最低。”。那时的问题是，一旦这种新的理想“深入到那个经济和政治特权都将受到打击的阶级”，不管是“一场和平的还是暴力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再发生了。

克鲁泡特金于1878年与索菲·安娜危耶夫，一位兼有犹太和斯拉夫血统的俄国女子结了婚。到了1882年，法国的无***主义运动蓬勃兴起，克鲁泡特金携妻子赶到法国投身于这场运动。他知道自己在法国肯定会被逮捕，但他对英国的那种平静生活已经厌倦了，所以决定到法国，加入里昂地区那些激进狂暴的无***主义者中间去。作为一位国际知名人物，他一开始就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并几度被要求离开，但他的很多同志都己经被逮捕，这使他决心留下来。克鲁泡特金于12月 22日被捕，在狱中，一位英国朋友访问了他，并提出要保释他，但遭到了拒绝。他被判监禁在克莱尔佛克斯监狱，这是一座恐怖地牢，同志们打算想办法将他转移到一个稍微舒适一点的监狱中去，但他拒绝了他们的帮助。他坚持和他的同志们在一起，3年后由于健康原因和当局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克鲁泡特金被释放。

克鲁泡特金在余生里继续进行他的革命和无***主义的理论创作，他的温和品质、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及其宽宏大量使他在革命者中赢得了“革命的保护神”的声誉。他在世界各地发表演讲，他数次访问美国，常把自己称做“牢笼里的一只老鸟”。克鲁泡特金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强烈反对德国的立场，使得他和多数无***主义运动有了隔阂，但他对俄国起义的热情很高，所以在俄国，他受到亚历山大·克伦斯基、M．T．斯可别列夫以及一批热烈的信仰者的欢迎。然而，因为他反对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他不相信布尔什维克，所以无***主义者成了1918年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第一批受害者。但克鲁泡特金幸免于难，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革命者，如果布尔什维克打击他，那只会给他们的事业带来危害。

就像卢梭一样，克鲁泡特金终其一生对馈赠的态度都极其特别，他总是要知道赠品的来源，并不接受任何来自官方机构的赠与。他甚至拒绝了皇家地理学会的成员资格，因为它是受英国***资助的，而且还因为，如果他接受了这个头衔，那会损害无***主义的原则。直到布尔什维克掌权，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立场，不接受任何资助、年金或者救济，即便他生活在困难的境地之中。4月，列宁与克鲁泡特金联系，让他留心注意在新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的任何不公正。1921年，他79岁，临死前，他写了大量措辞激烈的批评信，并两次拜访列宁，倾吐他的抱怨。

我已经指出，克鲁泡特金不像卢梭和托尔斯泰，他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于受迫害的需求，当我们要将任何反对习俗、传统或者法律的形式理解为“社会受虐狂”的形态的时候，我们应该格外谨慎。然而，在慎之又慎的情况下，我却不能不相信克鲁泡特金的第二次被捕有着某种故意挑动的成分。当他拒绝保释的时候，当他拒绝迁往更舒适一点的监狱去受一点特别优待的时候，他不是在表现“勇敢”和“忠于朋友”吗？或者说他不是为了真理才去忍受痛苦吗？当然，这里没有绝对的答案。也许，克鲁泡特金是出于多种原因才拒绝可能使他免于被监禁的帮助。他是清醒地按照他的道德行为准则去行事，而这样的行为里可能含有道德受虐狂的成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受虐狂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动力。如果革命者想推动他们的事业向前进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准备去受难。他们必须向***显示，即使是监狱也是无法将他们摧垮的。或许适于忍受长期痛苦磨难的人，只有那些能从受难经验本身获得满足的受虐狂者了。其他的人，由于在痛苦中得不到任何东西，他们会轻易地丧失信心；他们最终会问，这是否真的值得；他们会得出结论说，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牺牲的只是微弱的希望，太不值得去冒险了。

如果缺乏某种道德受虐动机的假设，如果缺乏某种要用行动来补偿罪恶感的假设，我们就很难理解克鲁泡特金。但即使实际情况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克鲁泡特金与我们已经涉及的其他道德受虐狂者之间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我们没有发现他在童年有自我折磨或者煽动挨打的需要的迹象，也没有发现在卢梭和劳伦斯身上体现出来的在痛苦中获得性满足的迹象，我们也不能发现那种明显地表现在托尔斯泰身上的严重的性羞耻感。从早年开始，对性缺乏明显的兴趣就是克鲁泡特金的性格特点，当别人谈到它的时候，他会感到别扭，尽管他一直对妇女的权利，特别是受教育的权利感兴趣。但把性自由作为政治自由的一个方面来谈论，对他来说不合适。当艾玛·戈德曼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直接与他辩论的时候，他告诉她，一个女人只有当她在智力上与男人是平等的，而且与男人有着相同的社会理想的时候，她才能获得自由。

在他身上甚至有一种对性过分拘谨的倾向，表现在他所写的许多有关社会的、政治的、自由的书籍中避免涉及这个主题，表现在他将意大利的歌剧与法兰西的戏剧相对照上。他曾指出，“法国戏剧，甚至在它的萌芽状态，就显示出几年后影响到整个欧洲的伤风败俗的奥芬巴赫潮流”。极有可能的是，在他的著作中对性的避免提及只是个表象，在一次与维尔·杜伦特的谈话中，我们发现了在他这种性禁忌背后的某种情感线索。杜伦特告诉他，他整个下午都是和哈夫洛克·爱丽丝一起度过的，克鲁泡特金笑道，“所以你对性感兴趣？”“当然。”杜伦特回答道。“是的，很自然，”克鲁泡特金又说，“但是我发现，那些专门研究性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不正常的。”这番话表明他对性念头和性幻想的故意的抑制。

那么，我们只能说，克鲁泡特金在性情感上远远没有劳伦斯、卢梭或者托尔斯泰那样坦率。我们不清楚这究竟是***较弱的结果，还是他对隐秘的***有着强烈的罪恶感与尴尬感。或许他的妻子索菲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但她，就像克鲁泡特金一样，再也不可能回答我们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