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转) 专访翻译家钱春绮：冷兵器时代的博学》

我比较排斥那些泛泛的访谈，从一个老人的早年经历说起，从求学经历到爱情生活到家庭状况到事业回顾，综述他的生平，最后发些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感慨。

我想找一个比较小的切口，而对于一生丰富如钱老的人而言，怕也必须如此。

于是时机到了。

专访翻译家钱春绮：冷兵器时代的博学

云也退

“查拉图斯特拉在长期孤独之后，精神充沛，想下山前往人世间，做个像太阳一样的施予者。”

“《路加福音》3，23：‘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

“鹰象征高傲，蛇象征智慧。”

“智者抛弃他的智者意识，自觉自己的无知，而成为受教者，故能乐其愚。贫者的心感到有受教的必要而豁然开朗，这就是他的富有。换言之，即智者和贫者都乐于接受查拉图斯特拉的教言。”

翔实的注解布满了三联书店去年12月版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内文。几乎每页都有注，几乎每注皆透出老到的点校笔法和扎实的考据功夫。《查拉》在德国本土拥有不同的注释本积十累百，相关的解读著作更是不计其数，但进入中国以后，不管是徐梵澄译本还是尹溟译本俱失之无注，最新版的中国人民大学杨恒达教授的译本下了大力气，惜乎也只有寥寥几个注释。

钱春绮老先生用了多久加的这些注释，他自己也说不清。重要的是，这部在他83岁时接下的翻译任务终于顺利修成正果了，不到30万字的书，他加了五六万字的注解，天晓得尼采的这部旷世天书是怎么被一位偏居上海市北一隅的老人给译到如此程度的。爱读文学译作尤其是外国诗歌的人没有几个不知道钱春绮的大名，但是，有谁能够想象，这位不懂上网、不会电脑打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完全保留着“冷兵器时代”的工作方式的翻译大家，至今还保持着如此旺盛的思想活力，还没有享尽竟日伏案笔耕之乐？

钱老的房间乱作一团，百科全书、词典、各种原版诗集和译著五方杂处。老伴去世以后，他的生活节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乱的依然乱着，规整有序的依然规整有序——他的头脑，他一辈子不曾改变的心境。

▲钱老，您翻译的海涅当年能拿到8000元稿酬，这在五六十年代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吧？

△呵，是啊，你要知道，我当时从医院辞职（钱老本行是学医的，毕业之后先后在医院的皮肤病科和耳鼻喉科工作过），在别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国家医院，那是铁饭碗哪。但是我不担心，我喜欢翻译，相信我完全能靠稿费养活自己。

▲您选择做您热爱的工作……或者说，选择了自由，但是现在翻译稿费可少多了。

△这是个普遍现象，不过，《查拉》的稿费还是不少的，一千字有一百元吧。所以也不要总责怪现在的译者不认真，不肯加注——加注多累啊，辛辛苦苦加了一堆注，字也没多算多少；再说出版社也要控制成本，你的字多了，他们的开支也大。

▲所以我们才越发觉得您不容易啊。《查拉》好歹还是近几年翻译的，我读您的《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那书的翻译年头在二三十年前，可是您几乎在《巴黎的忧郁》的每一条散文诗下面都加了注，有关于比较阅读的提示，有关于爱伦·坡等人对波德莱尔的影响的提示，有关于波氏作品某个母题的提示，非常专业。您是查了很多资料呢，还是真的如此博学？

△当然是要靠多读别人的书啊。其实我引的都是别人的观点，我读了许多国外的研究资料，法文的，英文的，日文的，德文的，很多很多。像《浮士德》这样的书，德文原版下面的注释比正文要多一倍以上，必须这样，我总是努力往那个方向靠拢。

▲您哪儿来的这么多参考资料呢？您可是从50年代就开始翻译的吧？有家学渊源吗？

△倒也说不上。是这样，1949年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待不住，一批一批都回去了，留下大量的书没法带走，那时候我买了许多，都堆在家里。后来文化大革命，工宣队想来抓我的把柄，到我家找了一通，什么都没找到，我本身又没工作，没有罪名可以罗织，怎么办呢，就把我满屋子的外国书抄走许多，那时候损失了有一万多本吧。

▲这么多，可是您搜集资料、利用资料的本事着实让人叹为观止，绝对可以给现在的译者树立楷模了。

△翻译水平的高低，受制于许多因素。我喜欢诗歌，14岁起就写诗，我后来翻译的绝大多数也是诗歌。译诗，当然一定要准确理解原文的意思，要有辞书，但是我们的辞典编纂水平比国外差得很远。我翻译《查拉》时大量利用了日语辞书，日本人的辞书水准是一流的，比如德日辞典，那里面的解释就是比很多德汉辞典精确。

我举个例子，一般“palme”这个德文词，大家都译成“棕榈”。我在翻译的时候觉得有问题，因为尼采把它形容为“会跳舞的女孩”，在你的印象中，那种下粗上细、笔直笔直的棕榈树会有“跳舞”的感觉吗？我查日语的译本，这个单词译作“椰树”，我觉得这是正解：斜着伸向海边，随着海风摇曳，那才是跳舞女孩的模样。但是，在中文辞典里是没有“椰树”这个意思的，“椰树”的德文叫“kokospalme”。我又参考了其他日语辞书，才知道这个词在使用中经常是略掉前半部分，只取后半部分“palme”的，在这里，就体现出我们在研究上下的功夫大不如人家了。

▲是这样……但是求得这种精确的前提是您得懂许多语言，我们都很佩服您的语言天才。

△我在中学里上过德文课——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学，风气极其自由开放，在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我能在图书馆里借到批判***的书。法语我是听广播学的，当时维希政权在上海开有一个“法国呼声”电台，用一个法语音质极为纯正的中国播音员播音。日语也是跟着电台自学的——自学，日语叫“独习”。

▲我只能说，太不可思议了。

△翻译就需要掌握尽可能多的语言，因为西方丰富的文化都在它丰富的语言里蕴含着。我也主张诗人译诗，我自己译诗就受益于从小的写诗训练。但问题就在于中国诗人往往外语能力不好。照我说，要译那些经典的外国诗，应该连拉丁文都得学会，那是进入西方文化真正的核心的钥匙。还有圣经，英文、法文、日文、德文圣经我都收藏着，一遍一遍地读，还横向比较；即使同样是中文圣经，天主教圣经和新教圣经的译名都不一样。这些东西一定要钻研，钻得越深越好。

▲您的博学完全是古典式的：古典式的培养造就，古典式的运用，古典式的巩固和提升。除了懂这么多外语，您的中文功底又是如何打下的呢？我读您的译诗觉得一般都相当自由，似乎不拘于格律，不像有些翻译家那样讲究音节数量的严格对应，但在您的文字的背后又看得出有深厚的古文基础在支撑。

△你对私塾有了解吗？我小时候上的是私塾——不读《三字经》《百家姓》什么的，我那时读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左传》，虽然也是死记硬背，但是，背诵确实是很有益处的。我最喜欢《左传》，我觉得左丘明的笔法是最经典的，他不用虚词，但是文句的意思非常畅达。当我把《左传》里的篇目背下来之后，在翻译中那些凝练的词句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到头脑里。

▲中西兼修，感觉您这一辈子就在书堆里充实而快乐。我注意到，您挑战的诗都是经典中的经典，特别需要下大功夫去注释。

△我在中学时候就仰慕波德莱尔的大名，后来才去翻译《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浮士德》也是在中学里就读过的。我翻译这些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阅读外国资料。西方人重视翻译，既讲效率又讲精确细致。比如我手头的一个《巴黎圣母院》的英译本，每个地名、每个典故、每个历史事件都有注释。我翻译《查拉》也大量借鉴日语译本里的资料——日本人真的很有一套。

钱老的博学完全是古典式的。虽不大出门，却并非闭目塞听之人，他还知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尼采笺注集系列里也即将要出版一个《查拉》的笺注本——和那个一本正经的大工程相比，钱老简直就像一个手工作坊里的劬劳野叟，在满屋子发黄的书本和散乱的纸页中摸爬，寻找他想要的答案。他译著早已等身，但从没想过要挑战什么权威或申请一个“钱氏出品”的译著专利，事实上，正是一生近乎固执的无争无求，才成就了“钱春绮”这面略显寂寂的金字招牌。

钱老的下一个主攻方向依然是德国的文学大师——我们希望他能在今年、也是他的米寿之年完成荷尔德林诗选的翻译，或可作为一种纪念，尽管他说，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过生日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