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口述实录《所有人的“共业”》

关于老舍之死，许多人大概和我一样，所有的概念差不多都来自教科书：“文革”初期，老舍因被迫害自沉于太平湖；私下未必不曾认同草明所说的，那个年代“自杀的好多，不过是他有名气”。但读完这本《老舍之死口述实录》，我想我不会再轻意看待“非正常死亡”，即便当它仅作为一个印刷体的词组存在。

这本由傅光明夫妇花费十余年时间走访事件亲历者采写成的书，疑团迭出，扑朔迷离。请原谅我用了描述侦探小说的词汇，傅光明也曾用《罗生门》来形容它。受访人多数要求对采访记录进行删改，还有人不愿公布真实姓名，有的口述者互相指斥扯谎，还有人在读完别人的访谈后，气愤得要将其告上法庭。舒乙说：“个人有个人的立场，个人有个人的动机。”他是老舍先生的儿子。

从大多数当事人的口述来看，老舍之死似乎并不是蓄意的。简单经过是这样：1966年8月23日，老舍到了文联，造反派要斗萧军，萧不服。有人打电话叫来女八中的红卫兵。随后接到孔庙那边的电话，说搜出来许多旧戏装，红卫兵要破“四旧”，烧戏装，让这边揪出来的文人到那边去接受批斗。红卫兵把包括老舍、端木蕻良、荀慧生、萧军等一批人弄上卡车，拉到孔庙。老舍在孔庙被打伤，有人善意要“保护”，将他提前送回文联，结果又“意外”遭批斗、挨打。老舍举起身上的牌子，碰到了红卫兵。为防老舍被打死，又有人以拘留“反动派”为由将他“保护”到派出所。晚上被夫人接回家。第二天离家出走。尸体在太平湖被发现。

但出人意料的是，几乎每一位亲历者提供的证据都牵扯出更为纷繁的疑团：是谁打电话叫来的女八中学生？老舍是有意用牌子砸人还是无意碰到红卫兵的？谁是主要负责人？前一个问题无人承认，互相推诿；第二个问题众口异词，无从确定；后一个问题据杨沫、浩然指证，揭发出了一个当事者，但他矢口否认，只差说自己比窦娥还冤。面对如此情形，本书采写者都忍不住在后记中表露出这样的怀疑：“历史与文学合二为一的结果，便是遗留下这样的一个难解之谜：何以老舍会在这么多的同情与保护之下死去？”没有人愿意为历史负责，或许也没有人能够负得起。一位我敬重的老师说：所谓时代，就是所有人的“共业”。谁能担负得起我们时代的“共业”？

敏感问题无法解答，那么事件细节终归应该清楚吧，但采访的结果仍是出人意料。单说是谁捞起老舍的尸体，先后冒出三个声称打捞起老舍尸体的人，描述互相抵牾：“大片大片青紫色的淤血，遍体鳞伤”；“没发现血迹，身上没有伤，衣服是完整的，身体不浮肿”；“瞪着双眼不肯瞑目，我给老舍合上眼”。先生有没有遗物也说法不一，有说“孤零零，什么都没有”；有说“散落一些诗词的稿纸，还有两本书《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有说“带去《毛主席诗词》漂在水里”；还有说“一件黑色上衣，衣服上放着钱包、眼镜、一捆书、一张名片、一根手杖”。谈到细节问题，有口述者忠告采访者，“宜粗不宜细”，也有口述者强调说，正是这些细节的完整才能表明他的传述是真实的。然而每一个人都只可能从一个侧面给出几段不完整的细节——姑且相信他们都说了实话，历史终归无法还原，何况这件发生在两天内的事件，远不只十年之“功”。意识到这一点，编者索性采取了“实录”的形式。比起傅光明之前以口述史为构架的著作，本书更像《罗生门》的原著——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莽丛中》，仅是呈出每个人的“供辞”，不乞求作出结论，“哪怕所表现的仅仅是人性世界的一个侧面”即足矣。笔者好奇，如果能像《莽丛中》里般让老舍先生附身神巫发言自述，先生是否还会说“改我一字，男盗女娼”？

就在近日，由《龙须沟》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北京首播。把它推上屏幕的人说，“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有责任把这部戏搬上荧屏”。据胡絜青口述，“文革”开始不久老舍曾说，“没有我，我也要参加，完了之后，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回事，我好写”。老舍大概也想过将来把“文革”搬上荧屏，却未料到自己以生命为代价参演了这部未能写出的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