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屋杂忆由《借古谈今》谈开去

金性尧先生的《星屋杂忆》所收集的文章基本上能从手上现有的集子中找到，之外，最引起我兴趣的，是一篇1944年原载于《文抄》的《借古话今》，题旨中融入“古”“今”两字，谈的正是这段扯不断理还乱的有关《古今》的内容，另两篇与《古今》还有直接关系的，是2004年刊于《万象》的《悼黎庵》和同年出版的《闭关录》中的《文史琐忆》，有意思的是，后两篇文章出来的时间，同老人的辞世虽还相距有日，但是据金老女儿金文男所记，“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父亲精力日衰，在88岁出完最后一本随笔集《闭关录》之后，便再也提不起精神写作了”。（《星屋杂忆》代前言），因此，将这两篇文章看作“金性尧的最后想法”，恐不为过，而事实上，有关的题材也不得不让人产生“现在可以说了”的联想。

金先生从《鲁迅风》而转入《萧萧》，可看作一个时期，《鲁迅风》大刀阔斧、生气勃勃，《萧萧》比之有所差距，但仍是时评，”短平快”。但已经有了“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悲观气氛，不可不让人产生“跳板”之感。从“跳板”而《古今》，再到短命的《文史》，金先生的文学生涯和生命轨迹急转直下，犹如坐上过山车，一下子由斗士沦为“落水”一路。一般认为他的思想经历了激越而淡漠，由慷慨而萎缩，由呐喊而彷徨的过程，是受到了周作人很大的影响。以周作人为师的，“孤岛”期间不乏其人，后所谓的“北纪南金”（时人多误为“北季南金”，并以讹传讹，实两人风马牛不相及）、周黎庵等都在其列，他们爱好知堂的文字，自觉不自觉地将其树为导师，同时在自己的笔下也随之出现了相同的气味，这都是明面上的事情。后人将其归之为“汉奸文学”，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所办刊物的资方带有伪政权的背景，另一方面——也是同样重要的——是怪罪他们的文学气味，那就是趣味性、学究气、就事论事的“清谈”，躲进小楼成一统。这一时期，金性尧也同他所尊敬的周作人一样，得到了“文抄公”的称号，他的集子命名为《文抄》，可能也有响应这一称号表示认可的意思在内。周氏在《文抄序》中说:“文学反正就是这点力量……要想积极的成就事功还需去别寻政治的路……这和痛苦流涕的表现不同至其心情原无二致此固一样的不足以救国若云误国则恐亦未必遽至于此耳。”笔下定义文学的功能，固然不能起到救民族于危亡的关键作用，但是绝不等于一无是处，任人摆布。这可看作对为文风格的申辩，然而并不能让世人首肯。时评家的逻辑一直是：既出于汉奸的襄助，所做的无非就是卖国求荣的事。况且冲淡的文气又极易与闲适、虚无甚而投降划上等号，于是，汉奸文学的论调庶几可以盖棺论定。

于今视之，附逆之实不易推翻，皆因一入此门便不可回头。他在《悼黎庵》中也明确写道：“作了《古今》的不署名编辑，政治上便有泾渭之分。抗战胜利后被人诟骂，也是咎由自取。每个人的行动都应由自己负责，我是自己撞上去的。因为这时候我正在吸***，需要钱用。”这段文字一览无余，将“落水”的主因和盘托出，坦白程度令人瞠目。金先生身后，虽有人揭露一些史料，认为别有内情，但也不尴不尬，只能作为孤证参考，不足以“翻案”，只因金先生话已说到这个份上。然而以“汉奸文学”目之，框定其文，诚为可笑之举，概人是人，文是文，如果这一点上缠夹不清，多说自是无益。他的加入《古今》是错，并不代表他在《古今》中所做的事情就错，《古今》阶段为文，固然不可能再有呐喊，但在文章的倾向上，却是一如周作人文章的闲淡而带苦味，个中滋味，绝非靡靡，或许就是代表了内心中的苦吟，通过《思旧赋》般的晦涩文字来抵偿和平衡负罪感所带来的痛苦。

《借古话今》引述了一则故事：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我们可以注意到，同样的故事，周作人在《药味集》的《玄同纪念》中也说了一遍。故事出于余澹心的《东山谈苑》，此书为知堂在多处著作中提到，根据他人统计，一共有三处，可见他对这个故事的同意。知堂在兄弟失和这起典型事例和平常为人处世的作风中，基本贯彻这一路线，连他给金性尧的回信中，也是“凡是我不想回答的，就不再在信里说了。”然而以汉奸罪被捕下狱以后，他却多次多方申辩，为自己讨还公道。同样金先生临到曲终，仍要开口说起事情的究竟，不管是申辩或是坦白，都已经“说”了很多，时人或可讥之为文章做足，最后自打耳光，我却觉得在造化弄人的历史诡谲之外，更有“生而为人”的悲凉，一说便俗既不能逃过人言，连自己的这关也过不去。说已经说了，但是说了又如何呢。顾亭林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文人的悲哀，或正在于极易由“足观”掉进“无足观”。文人作为人，并不比常人更具有天生的优越和超脱的本事，但大势之下，被要求的，却多出常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