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与忍耐的政治经济分析《低水平均衡》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国家以丝绒革命的方式，和平实现了国家的转型，就此，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不无乐观地宣称，自由民主制度必将胜利，并构成了历史的终结。而就这些国家转型后的状况来看，此论断显得过于乐观。

这场看似温和的革命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废墟，即民主政体前提的缺失，同时，各国的经济也在急速下滑，对政治家们形成严酷挑战：如何才能在这个废墟上重建家园？人们纷纷抛出对东欧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悲观预言，即“后共产主义时期民主体制破产”理论，而这类理论的依据，则多是源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转型中社会动荡、暴力行为频现的现实。

但东欧国家在转型后几年内，用事实击溃了这些悲观主义者的预言，而这事实，就是不完善的民主体制与不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平共处，形成了一种被格雷什科维奇称为“低水平均衡”的态势，这种低水平的均衡，也正是东欧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性质。在通常语境下，低质、低水平是带贬义色彩的词汇，但历史却在这里拒绝了普遍定义，这种低质民主与低水平均衡，确保了东欧各国远离社会动荡与破坏性的抗议，抵抗住了社会的失序以及国家治理的失败。

格雷什科维奇分析的起点，是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一现实，他从政治-行政环境、外部影响、民众反映、***的补偿策略等方面将东欧国家与拉美国家进行了比较与评价，并将匈牙利作为个案，进行了具体研究。得出“民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全落实，是二者低水平均衡能够存在的原因”的结论，并且，他预言这种现状将长期在东欧国家存在。

格雷什科维奇的宝贵之处在于，他在书的开头就强调他的大部分结论是暂时性的、假想的，所以与其说《抗议与忍耐》是在为我们解释一个现象、或是为一个问题寻求到了确定性的答案，毋宁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促使我们从差异性的角度观察问题，从而摒弃经济决定论、全球主义的目的论，重新从活生生的现实情境发出，来观察、思考问题。

（FOR《东方企业家》2009第8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