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隐闻书《大道无门》

在东瀛，佛教在围棋的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譬如本因坊家的开山鼻祖算砂前辈，本来就是一个和尚。这便于中国不同，在中国，道教对围棋发展的贡献更多。我幼时居于华山脚下，耳闻这华山便是赵宋输给陈抟老祖的，郝大通一派的道士们除了看阴宅，下起围棋来也是有几手。然后日本人以佛理阐释围棋，中国人将围棋寓于太极阴阳之中。类似那种重佛抑道的观念，我向来是不屑的。围棋本身就是我华夏文化的奇葩，以西域佛理阐释围棋，也只是徒增我围棋的博大精深罢了，要是说佛理如何的深奥，我觉得还谈不上，或许还很不自量力。日本人这么想，估计是因为他们只有“洋葱”文化吧。

中国与日本的围棋之道，区别不仅仅在此。比如座子制，去日本就取消了。日本人不喜欢那种约定俗成的“座子”规则，他们信奉的是平地而起，奋战到底的思想。座子于他们而言反倒是累赘，限制了他们的个人发挥。就好像数子制和数目制的区别，一为斗力，一为斗巧。数子追求的是最终的胜利；数目追求的是取得胜利还要使损失更小。倘若围棋是以胜负为目的，那不下也罢。在对弈中体现实力与意志，从一无所有到位列人极，这是棋道的一种境界，也是一种人生体验。

所以，从围棋之道便可窥得中日两国的差别。我听说在日本，倘若你赞扬某人像丰臣秀吉，他会很高兴；倘若你说某人像德川家康，他可能会跟你翻脸。熟读日本战国史的人都知道，德川家康这个猥琐的家伙，犹如万年乌龟般忍耐力无限。既没有信长的气魄，也没有秀吉的胆识，他坐到吃饼的位子上，纯粹是因为其他人都死光了。这便是命运的天平，既然信长、信玄、秀吉成了英雄，那他们就成不了帝王；反观家康成了帝王，那英雄自然也就不是他了。可谓有所失去也有所回报。

日本人所赞扬的是秀吉那样的人物，华丽的英雄般的人生，都是从零起点开始，靠着自己的信念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这也许与日本的环境不无关联。日本和中国，好比一个庶民与一个王子，出身的地位、环境都已决定，能改变的就只有自己了，所以日本人总是在拼命，“我一无所有，无所依靠便无所畏惧”。这就是从围棋之道中看出的日本人的人生观。

无论是棋道、剑道，还是武士道，都是一种对于道的追求。日本人的人生观，落在武士道和剑道之中，首先需明确一个观念。武士道不同于剑道。各位不妨先看看吉川英治的《宫本武藏》。剑道源于古代中国，唐时李白曾作诗：“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疯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日本剑道的起源，没准来自于虬髯客。武士道的形成更多是在德川的幕府时期。德川毁了天下的村正，也是在培养武士的忠心。

总的来说，武士道强调“忠义”，剑道强调“义理”。这一字之差便是二者的根本之差。所以，信仰武士道的莫不是些死忠分子，信仰剑道的则是追求剑的奥义的侠客。一个是“狂与死”，一个是“狂与美”。

时下国人喜欢探究这些“武士道”之类的玩意，大多是迷醉于武士道的“狂”，而忘了“死”。更何况武士道强调对主公的忠心，国人哪看得到这个？他们都想自己当“主公”，如非如此，难道是做朝廷的犬马？所以，那些迷恋“武士道”的国人，倒不如说是在沉迷“剑道”。浮夸的世风下，人们喜欢华而不实的追求，赋予自己想象中的含义，哪怕这想象中的含义与实际相差甚远。

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描述日本人目见欧美列强之盛势之时的状态，那是——“始惊 次醉 终狂”。我很喜欢这三个词。现在想想，看了《叶隐闻书》中关于“人生不甘平庸”的铄语，能有那三个词的状态，也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