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大道上的月光《伊朗的犹太女性悲歌》

陈一白（2009年7月1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10版）

1991年，年满三十周岁的伊朗裔作家吉娜·B. 那海出版了她的处女作《孔雀的哭泣》（Cry of the Peacock，Crown），使得美国读者第一次能够通过小说了解波斯犹太人的历史和现状。

《孔雀的哭泣》（以下简称《孔雀》）的时间背景是以霍梅尼为领袖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的1982年，高龄一百一十六岁的女主角孔雀遭到革命卫队的逮捕。在孔雀等待审判期间，她自己和伊朗犹太人的故事，被吉娜·B. 那海极具感染力的文笔编织成一张绚丽斑斓的波斯地毯，其上不但呈现了伊斯法罕的犹太人隔离区的风情，也描绘了孔雀自九岁开始与宫廷歌手所罗门的婚姻生活，更回溯到两百年之前的1796年，借由第三人称叙述了孔雀的高祖父母酿酒商约瑟夫和占卜师依斯特对后世的先见之明。

许多作家的文字风格和题材偏好从其处女作便露出了恒久不变的端倪，那海的情况也是如此。《孔雀》中的魔幻现实主义文风和伊朗犹太人题材，在作者后续的作品中反复地出现，尤其是在作者的第二部作品《信仰大道上的月光》（Moonlight on the Avenue of Faith，Harcourt，1999）中。

《信仰大道上的月光》（以下简称《月光》）和《孔雀》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也是发生在伊朗的犹太人隔离区的故事（尽管城市从伊斯法罕变成了德黑兰），也是以离经叛道的女人为主角，也是将个人、家族和种族的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也是大量地采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技巧。如果套用计算机软件的术语，我们可以把《月光》当作《孔雀》的升级版。

《月光》中的主角并不是“我”（莉莉）。莉莉只是个拥有全知视角的叙事者，她要讲述的是她母亲罗仙娜的故事。在小说的开头，曾经风情万种的罗仙娜已经命悬一线，“重达三百九十三磅，而且还在与日俱增”（第3页）。莉莉告诉读者，这两种状态之间相隔十三年，“母亲离开时我只有五岁，回来时我已经十八岁了”（第4页）。由于罗仙娜病入膏肓，口不能言，于是莉莉的姨妈米丽亚姆“告诉了我发生在母亲身上的故事”（第4页）。

罗仙娜1938年出生于德黑兰的犹太人隔离区。罗仙娜的家族每一代都有女性成员离家出走，因而“被人另眼相看、鄙视唾弃”（第12页）。她的外婆碧碧对这样的污名深恶痛绝，所以守寡多年的她对罗仙娜的母亲淑莎严加管教，生怕悲惨的历史再度重演。淑莎谨守妇道，生下了六个子女，其中包括了米丽亚姆和罗仙娜。

罗仙娜出世时，犹太人隔离区出现了异常的天象，“太阳晚升起了十四个小时”，所以许多人认为她的诞生是个恶兆，尤其是她的外婆碧碧和她的母亲淑莎。淑莎亲眼见证了罗仙娜在成长过程中造成的种种怪状（比如说睡觉时身边会出现羽毛和里海的味道）和带来的厄运（让家里人染上天花），决意亲手把她杀死，找了个机会把她推下屋顶。罗仙娜并没有摔死，而是第一次飞起来，魔幻地失踪了五个小时，然后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

罗仙娜的第二次飞翔是在二十八年之后的1971年。当时三十三岁的她已经度过了十年的女佣生涯（八岁那年被父母送到富婆亚历山大家当佣人）和十五年痛苦多过快乐的婚姻生活，不堪各种心灵和肉体束缚的罗仙娜狠心抛弃女儿莉莉和身为伊朗皇室后代的丈夫索拉，逃离了婆婆佛罗兰·克劳德的严密监管，神秘地出现在离她丈夫家“好几英里之外的卡哈伊河”（第161页）。

罗仙娜并没有获得她渴求的自由，而是沦落到土耳其边境的妓院出卖肉体，历尽千辛万苦脱离魔窟之后，立刻又陷入日常生活的艰辛，风华绝代最终被滥交和贫困折磨得“苍白瘦小、脸上布满皱纹，皮肤干燥，紧紧绷在尽是骨头的脸上……手干裂且黑”（第285页）。

失去母亲的莉莉紧接着又失去了父亲：索拉安排她独自前往美国求学。莉莉在异乡得到罗仙娜的朋友、亚历山大的女儿默西迪丝的资助，顺利地度过了孤独而平静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而在她的祖国伊朗，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那富可敌国的祖父铁木尔被逮捕，家产均被充公。但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三载之后的1978年，巴列维国王的统治被推翻，流亡海外的霍梅尼回国后主持了公民投票，废除君主制度，改国号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莉莉的父亲锒铛入狱，一代豪门终于烟消云散；反倒是她的几个姨妈和舅父顺利逃到了美国，最终得以和她团聚。

接下来的故事乏善可陈，米丽亚姆偶然获悉罗仙娜在土耳其出现，于是前往该国，为罗仙娜制造了进入美国的机会。走投无路、心怀愧疚的罗仙娜最终来到了美国，却病倒在街头，等莉莉见到她时，她业已生命垂危，出现了本书开头的一幕……

理解《月光》的关键是书中的两个紧密相关的意象：犹太人隔离区和罗仙娜的飞翔。

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犹太人在两千年的大流散中，遭到了罄竹难书的剥削和迫害。在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他们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土地，只能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过着如同过街老鼠般的生活。直到中世纪末期，犹太人没有固定聚居区的历史才告终结。1516年，以海上贸易而繁荣的威尼斯率先展示出海纳百川的胸怀，在城区设立了专供犹太人居住的隔离区，当年的威尼斯语称之为Ghetto。尽管如此，信奉正统天主教的威尼斯当局也不可能赋予这个根据《圣经》记载必须为耶稣之死负责的民族太多的权利。居住在隔离区的犹太人必须缴纳很高的赋税；每到天黑，隔离区的大门便会关闭，禁止犹太人外出活动。

自此之后，欧亚各地相继出现了规模不等的犹太人隔离区，但掌权的当局对它的管理大同小异。《月光》中的德黑兰犹太人隔离区并不例外，它有许多隔开犹太人居住区和外部世界的大门，比如为罗仙娜接生的紫娃的家就“位于贫民窟第七大门附近”（第20页；简体中文版不知何故把Ghetto翻译成它后来的派生义项“贫民窟”）；直到二战将近结束的1943年，被盟军占领的伊朗才颁布了新法律，“允许犹太人搬出贫民窟去居住”（第27页）。

居住在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即使循规蹈矩，也未必能够苟且偷生，尤其是在穆斯林世界。十九世纪上半叶，伊拉克的巴格达和波斯（即今伊朗）的马什哈德都曾发生过犹太人遭到集体屠杀的惨案。这样的事情到二十世纪仍然时有发生，摩洛哥、也门、利比亚、伊拉克等地均有犹太人冤死的例子。对于犹太人来说，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了隔离区不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所以逃出隔离区、拥有自己的土地、成为自由的国民是他们的集体梦想。

而对于犹太女性而言，逃出隔离区还有另外一层更为复杂的含义：除了遭到种族外部的社会隔离，她们还受到种族内部的男权束缚。这也是吉娜·B. 那海在《月光》中所要重点描绘的主题。上文已经介绍过，罗仙娜的家族每一代都有女性成员离家出走，这种魔幻主义的传统始于该家族一位绰号“乌鸦”的女性。“乌鸦”的丈夫是一位拉比（也就是犹太教的法师），“拉比对妻子和女儿们严加看管。他把她们裹在一层又一层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黑布衣里，不准她们说话，纵有别的女性在场也不成，也从不告诉任何人她们姓甚名谁”（第10页）。经过多年的默默忍受之后，“乌鸦”终于发神经了，赤身裸体地在隔离区里边走边歌唱，来到了连接隔离区和德黑兰市区的大门处，“然后就消失在了赎罪日火辣辣的阳光里……”（第12页）。

那海用荒诞不经的魔幻现实主义描写来对犹太女性受到的双重压迫进行女性主义的控诉。在《月光》中，大多数女性要么充满了过度旺盛的性能量，比如热衷于和性无能的丈夫的侄儿偷情的达拉亚特；要么极度自私而且善于玩弄手段，比如为了嫁给富豪铁木尔而不惜费尽心机把自己伪造成德国人的佛罗兰·克劳德；要么两者兼备，比如通过勾引富人阿明而达到移居美国目标的默西迪丝。被那海委以主要控诉人重任的，则是书中的主角——能够飞翔的罗仙娜。

她的出生被视为不祥之兆，家里发生的倒霉事全都被认为是她引起的，年方五岁就遭到生母的谋害，只有靠超越现实的神秘力量才能逃生。罗仙娜的第一次飞翔使她摆脱了种族内部的家庭束缚，最终在八岁那年被父亲拉曼送往有钱人的情妇亚历山大家里当女佣。

在与亚历山大相依为命十年之后，罗仙娜逃出了犹太人隔离区，在德黑兰市区偶遇了前朝皇室的后代索拉，开始了她在犹太人社群之外的旅途。但过上锦衣玉食生活的罗仙娜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因为她和索拉的结合并非出于爱情，而是出于生活的无奈；更为悲哀的是，她真正爱的人竟然是索拉的父亲铁木尔。莉莉出世之后的某天夜里，罗仙娜和铁木尔发生了媾合，随后男权社会的各种禁忌在她周围变成逼仄的铜墙铁壁，令她喘不过气来。于是罗仙娜再次飞翔，利用魔幻主义的力量逃出了伊朗。

实际上，罗仙娜是全体犹太女性的化身。正如吉娜·B. 那海通过米丽亚姆之口所说的：“早在罗仙娜为人妻为人母之前，早在她来到人世前，甚至被怀上前，就注定要离开了。”（第4页）作为叙事技巧，魔幻现实主义的特殊功能在于，它能够通过超越现实的隐喻意象来强化某种文化或社会的现实。在《月光》中，罗仙娜的飞翔所要强化的是：犹太女性遭到的束缚是如此之紧，乃至惟有借助超现实的力量才能摆脱。但是摆脱之后呢？也不意味着能够得到幸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海是个悲观主义者，她奏响的是一曲伊斯兰世界的犹太女性悲歌，她给出逃之后的罗仙娜安排了凄惨的下场，并且不无悲哀地让米丽亚姆指出：“人类不过是残暴命运手中的器物，自由意志、自作主张都只是心灵的兴致所至，脆弱得经不起荒谬的生存现实的打击。”（第4页）

《月光》是不错的小说，甚至可以说是优秀的小说。但如果读者想通过阅读这本书，来加深对目前每天占据报纸国际新闻版面头条的伊朗总统大选纠纷的理解，那必定会大失所望。因为本书所描写的是伊朗犹太人的生活，而伊朗的人口主体是波斯族（51%）、阿塞拜疆族（24%）、吉拉克和马赞德兰族（8%）等民族，波斯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哈扎拉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加起来，才占到伊朗总人口的1%。《月光》中确实有提及伊朗在二十世纪的政治变迁，但它对这种社会过程的描写是维基百科式的，丝毫无助于读者理解穆萨维如何会从哈梅内伊的左臂右膀走到他的政见的对立面。

值得专门指出的是，近年来世界各地对伊斯兰世界的浓厚兴趣已经延伸到文学领域，应运而生的是许许多多描写中东地区的作品。这些作品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兜售异国风情为主、本质上和欧美文学传统血脉相连的作品，比如哈立德·侯塞尼那两部极其畅销的作品；一类是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独特的阿拉伯文学传统的作品，比如拉维·哈格的《德尼罗的游戏》（De Niro's Game，Anasi Press，2006）、拉比·阿拉米丁的《讲古人》（Hakawati，Knopf，2008）和卡德尔·阿卜杜拉的《无字天书》（Spijkerschrift，De Geus，2000）。那海女士的这部《月光》属于前者。虽然出生在伊朗，但她的作品，无论是《月光》之前的《孔雀》，还是《月光》之后的《里海的雨》（Caspian Rain，MacAdam/Cage，2007），都没有显示出阿拉伯文学的痕迹，反倒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伊莎贝拉·阿连德的影子。

当然，吉娜·B. 那海是个好作家，她的《月光》肯定不会让那些花了二十六块钱人民币的读者感到不值。至于出版方给她戴上的那顶高帽，“当代西方最具实力的小说作家”，若非虚伪的欺骗，便是真诚的无知，那海女士若是知道，恐怕会深深地感到难为情，请把它当成笑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