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十五题《唯物主义宗教观的硬伤》

昨天看到季羡林去世的消息，想起自己曾读过他的一本论文集《佛教十五题》。虽然是学术专著，语言比较平实，并不难读。季羡林反对机械的批评佛教唯心、消极，主张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理解佛教以及其它宗教：即“宗教是由身感宗教需要并了解群众需要的人们所建立的”（恩格斯语）。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其发展演变，是由其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宗教也会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改造自己。比如该书的第一篇《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就从分析当时印度社会的政治、经济出发，认为“佛教扎根在被压迫的原始居民中间。”说到中国佛道斗争问题时，提出“原因并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由于宗教信仰和学说的不同。如果这样说，那只是皮毛之论，关键是经济利益。打击别人，争取信徒，也就是争取布施，争取庙产。”（172页）

大抵而言，宗教需要可以分成现世的和超越现世两种。世上大多数宗教信仰者都属于前者。比如求神拜佛，行善积德，就是通过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来麻醉自身、逃避现世的痛苦。美国有本中文基督教宣传物《游子吟》，作者把自己顺利拿到绿卡归功于对上帝的信仰，则是典型的指望神灵的保佑，获得现实的利益例子。人生不确定性往往会产生不知道如何选择的痛苦，所以有很多人期待依靠精神的寄托，消除这种痛苦。对于上述种种因为现世需求而信宗教的人，从经济、现实需求出发的唯物主义的宗教观无疑是有解释力的。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还有一部分人对宗教的信仰，来自精神上对超越现世性的渴求。对于这一种情况，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就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分析。比如释迦牟尼，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的王子，却悲观得要出家。对此，季羡林颇费了一番口舌，最终给出的解释是“民族压迫”。其实我们只要想想，那些超越现世的精神渴求，来自精神的最深处，不是通过外在环境就可以获得满足的，和渴求者所处的地位并无关系，释迦牟尼能感到人世的悲苦，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季羡林提到，原始的佛典没有释迦牟尼遇到老人、病人、死人的故事，后来的佛教徒为了解释其出家的原因，才加了进去。这恰恰说明因为现世需求信教的多数人和因为超越现世需求信教人的差别。前者的悲苦感来自个体的境遇，后者的悲苦来自内心对世事无常的感悟。

季羡林的这本书，对增进对佛教的了解是有帮助，他的观点也比同时代，那些迎合政治需求的中国唯物主义学者平静客观。但是，对我而言，用一种唯物主义的理论讲佛教，是有硬伤的。那些因为超越现世需求而信教的人，虽然是少数，但正是对这种渴求的满足，是宗教宗教最光彩夺目的地方。对这个方面的忽视，曲解，也是这本书最大的缺憾。比如季羡林总结的宗教发展规律：“用尽可能越来越小的努力或者劳动达到尽可能越来越大的宗教需要的满足。”(P136)，就有些好笑，甚至经不起推敲了。

这本书给我的大致印象是：季羡林是一个比较踏实，也有一定主见的学者。至于国学大师的说法，倒是媒体为了满足大众希望有国学大师的心理需求而加上去了的。季羡林研究的主要方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虽然读他的论著，看得出他下过得苦功，但大师不只是勤奋，还有独出一格的才情与境界，这方面，季羡林似乎还有差距。我说这些和书评无关的话，倒不是对季羡林本人有什么不满，，我只是觉得关于大师的种种炒作，不过是一种虚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