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访谈录《Duchamp is Duchamp is Duchamp》

从根本上说我不相信艺术家的创造功能，他和其他任何人是一样的人。他的工作是要做某种事情，那么商人也是做某种事情……“艺术”这个词让我感到有趣。就我所知它是从梵文来的，它的意思是“做”。现在，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事，而那些在画布和画框之内做东西的人就被称为艺术家。起先他们都被称为工匠，我更中意这个称呼。无论在世俗的、军事的或艺术的生活里，我们都是工匠。

——《杜尚访谈录》

有些话说得过于精准到位，我羞于篡改和评论，直接引用是最静默的力量和崇敬，就像上面这句。一本书会随着读者的成长而被重新发现，我找出八年前的那个版本，毫无意外地，我当时全然没有在意这段话，而直奔那些不管是否耳熟能详的艺术家词条——那些脚注，搜寻与杜尚的“痞”对应的段落，看到即验证，欣欣然乐此不疲。当然，年少轻狂时读书功利也势利得很，生怕漏了知识点，填不饱肚子，这是条必经的路。而用这心态看这本书，是种浪费。

王朔在一次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的时候，和记者谈到他看的书，称他的思想武器不过寥寥几件：《金刚经》、《六祖坛经》、《时间简史》、《一颗原子的时空之旅》，还有就是《杜尚访谈录》。谈及杜尚，熟悉现代西方艺术的人通常将其与毕加索相提并论，后者贡献给艺术史的是速度时代风格的裂谷，真实是艺术史永恒的议题之一，立体主义的真实对应着二十世纪初科学革命引导的观看方式的剧变，而杜尚的真实，其实只对其本人负责，至于之后西方艺术史因之而起的波澜壮阔，不过是此种真实背后的三六九等，在本来面目之前，都是同语反复。我想王朔把《杜尚访谈录》和其他那几本书搁在一块儿是有道理的——关于世界和人心的“武器”，认识如何坦然直面世界（自我），从容和力量自此生发。

访谈带着某种植物生长的特性，我们在阅读之前期盼能发现那些“预知的未知”。话题就如散播开的种子，明明知道在合适的土壤中（通常是谈笑中对细节善意的追索）它会生根发芽，却又无法预料藤叶枝蔓最终会伸向何处。当然这是我们期望的理想状态。更多时候，访谈是一种博弈，采访者“照料”话题的方式决定着受访者愿意拿出多大气力去对付它的生长，如果是智识相当的对谈，那么果实总不会太差。这种状态不可多得，受访者太容易构筑并加固他的心理防线。有太多不可知因素影响着访谈，一个我认为很会组织访谈的好友，曾经在采访一位国内知名地产广告人的时候，为了打开话题，谈到了他奋斗时期在美院唱歌换馒头的往事，结果气氛急转直下，受访者后来的回答变得冷漠而混乱，最后，他翻转着手里紫色的打火机，以一句答非所问的“你知道么，我喜欢紫色。”结束了谈话。这是好友所经历的最恍惚也最令她气馁的一次谈话，而在我看来，原因并不在她，只能说受访者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睿智淡泊，虽然这也是一种看清，却不是受访者本人愿意提供的真实。传统的写作是作者隔着纸面向读者述说，纸提供了一座供隐蔽的城堡，它容纳着也庇护着写作的真实。而面对活生生的作为信息世界灵媒的采访者，受访者若非圣贤/痞子，就很难自在从容，更多时候他宁愿放弃播种，而献上一束永远干燥枯萎的假花。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那么多不痛不痒的访谈，没有信息更遑论洞见。一本甚至一篇好访谈不可多得，几乎可以用天时、地利、人和来概括。《杜尚访谈录》算是其中一本。

杜尚这辈子就写过一本棋书，他从未为人们眼中他的本行——艺术——著书立说。卡巴纳1966年对杜尚的采访是他唯一一次面对艺评家谈论他的作品以及艺术以外的生活，此书刚出版后不久的1968年10月1日，杜尚在其巴黎公寓安然辞世，《杜尚访谈录》就这样几乎完整地记录了他的一生。

杜尚的作品以及对杜尚的阐释我无意赘述，译者王瑞芸女士是华文界屈指可数的研究杜尚的艺术史论家，本书的附录收录了她两篇精彩的论文，一篇是对杜尚其人的系统研究，另一篇是对杜尚、禅宗和美国现代艺术关系的研究。文章虽好，但建议初读《杜尚访谈录》的读者还是在看完访谈正文后再细细咂摸。一部期盼的电影是不应该在观看之前先看详细剧透的，对一位艺术家的理解也不应该被他人的理解引导、束缚，若此，访谈就失去了前文所述的“植物性”。

杜尚有的是话语间肆无忌惮的坦荡，这个为了免服兵役而走上艺术道路的青年，画着不赖的画儿却在1920年代后不再画画，乐此不疲地做起了图书管理员；沉湎象棋而视新婚妻子为无物；放弃几近成名，抱着《下楼的裸女》离开立体主义和未来主义争风吃醋的沙龙；将小便池倒过来写上R.mutt来掂量美国独立沙龙的胆识；给达达主义者一封“给你个逑！”的电报……要理由？给你：“我对艺术本身真是没有什么兴趣，它只不过就是一件事儿，它不是我的整个生活，远远不是。”杜尚不嬉笑怒骂，他很正经地跟你谈艺术这事儿，轻蔑得很正经。他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从而底气十足地诘问艺术何德何能。一切形而上的东西都容易陷入纷扰和假象，就如圣严法师挂于大雄宝殿匾额之上的那块“本来面目”，是否这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艺术更需要杜尚为它挂一块儿这样的牌匾？

杜尚花八年时间做了《大玻璃》，被搬运工碰碎了之后也不可怜巴巴，反而觉得它更美了；杜尚在人生的最后二十年偷偷地做《给予：1瀑布 2燃烧的气体》，他从未告诉他人“哎！我最近在弄一个创作，我给你讲讲。” 这作品直到他去世才揭晓；杜尚晚年去西班牙度假的时候想在海边造一座小房子，当被问及这是否是他最后一个艺术作品时，他反驳：“扯~那叫手工！” 那么杜尚是埋头苦干的死脑筋？当然不是。他在波普艺术家横空出世之前已经深谙媒介对艺术的影响，或者说，对信息世界媒介成为促成艺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了然于心。“如果有那么一个人——或者竟是个天才——生活在非洲心脏地带，每天都画出非常出色的画来，却没有任何人看到它们，那么他等于不存在。换句话说，一个艺术家必须被人知道他才存在……我坚信艺术家作为一个媒介的作用。这个艺术家做出了什么东西，然后有一天由于大众的、观众的介入他被承认了，然后他又被后代承认了。你是没法阻止这个过程的，简而言之，这是由两点构成的产物，一头是做出这东西的人，另一头是看到它的人。我给予后者和前者同样的重要性……一件作品是由它的赞扬者造成的。”知道归知道，做归做，杜尚明白这事儿不属于他该劳心的范畴，明白不纯粹对人心的破坏力，1916年一个画商要高额买断他的创作时，他宛然拒绝：“我已经29岁了，懂得怎么保护自己了。”对于艺术家来说，看清（轻）艺术和看清自己不知哪个是前提，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前者无疑为后者提供了契机。

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时隔八年后再次拿起《杜尚访谈录》，在他从容、犀利、狡黠、坦荡的言谈中，我对话了八年的时光，而抬笔时却搜肠刮肚捉襟见肘，直面智慧我任何的赞扬和感慨都躲到犄角旮旯自惭形秽，阐释和描述无力面对思想，当那个秀骨清像的智者坐在你的对面，你所有的崇敬惟有转化为倾听。套用Gertrude Stein 在《Sacred Emily》里的那句：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对于杜尚，我只能说：Duchamp is Duchamp is Ducha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