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风云（上下册）《刘舒曼：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小说》

中国需要这样的历史小说

来源： 中华读书报 作者：刘舒曼

韦庆远先生是我尊敬的学界前辈。求学的时候，韦先生的有关明清史辨析、新析和续析等几部作品是我们专业的必读书。因此，当看到这上下两册，皇皇百余万言的《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还是颇有些吃惊的，老先生何以在耄耋之年开始史学界认为“不务正业”的小说创作？

以明清史为背景的小说和影视创作在这十数年间可用泛滥二字形容。很多时候，作者和编剧罔顾明清史的基本史实，肆意想象，弄出很多啼笑皆非的情节，令人有“关公战秦琼”，不知所云的感叹。

因为所学专业的关系，亲朋也时常会拿小说和影视剧的情节来向我求证，到底历史上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此时，便会有很强的无力感。若要一一解释，怕是大废周章，且事倍功半。终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埋首典籍，考辨正误。如何将历史说得让非专业人士爱听，确实是件犯难的事。这就需要一种将文史结合的通俗文体。既普及历史知识，又令普通人爱读。如此说来，历史小说的创作便是十分必须的。

虽说良史莫不攻文，可长期以来，史学与文学被分割成两个不同的领域，这就对历史小说的创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精通掌故、引经据典，又要笔底生花、引人入胜。能将这两者有机结合，非文史大家莫办。因此，历史小说其实是一个不容轻易涉足的领域。功力不逮，便会贻笑方家。

一直以来，我都向身边喜爱历史的亲朋推荐高阳的历史小说。高阳腹笥极宽，既熟知史实，又多读野史，且文笔华丽，最宜写历史小说。他的《红楼五部曲》，我以为是将曹家本事发覆得最令人可信且可读的上佳之作。

高阳对掌故的熟悉，可举一例为证。李商隐《药转》诗，有人认为是描写堕胎，有人说是如厕诗，等等。理解这首诗的主要分歧在第三联，“长筹未必输孙皓，香枣何劳问石崇”。认为是描写堕胎的水晶解释道：“堕胎的女史谋略与孙皓一般糟糕，堕胎的灵药（香枣）何必非得求自富家，即使购自一般药房，不也一样有效吗？”邢杞风认为，香枣可能是指***一类的仙丹。高阳则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一首如厕诗。所用的典故并不算偏，亦不难查。而这也足以说明今人想要重现古人生活的难度，功力不逮，便谬以千里。

韦先生此书选择了极富争议的明武宗朱厚照作为写作对象。明武宗是明代第十位皇帝，他的种种残暴特异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如修建豹房、强占官民妇女；改名朱寿、自任大将军；因朱猪同音便下达禁猪令等等。他年号正德，却毫无德行，在位期间，宦官擅权、奸佞当道、忠臣枉死、藩王叛乱，朝局可用混乱不堪形容。他的荒淫无道，若要比较，中国有商纣、古罗马则有暴君尼禄与之相近。因此谥号为武，也是对他荒唐人生的总结。

我以为，武宗可说是不幸生在帝王家。若他生于寻常富贵人家，充其量是个纨绔子弟，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将祖产败光。纵然性情乖戾，为害尚且不广。可他身为帝王，拥有至高的威仪，握着生杀予夺的权柄，荒唐残暴的行径便足以危害天下。由他个人身世引发的荒诞剧也就迅速扩散为整个王朝的悲剧。

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必然有其原因。历史人物写作的最高境界，便是对其精神世界的探索。韦先生的创作并不止于对武宗残暴荒淫的简单描述。对明武宗的身世和性格成因，书中有一个新的提法。

明代中期的皇位继承人是一个大问题。历来后宫争宠，其惨烈不下于朝中争权。武宗的祖父宪宗，专宠万贵妃，后宫凡怀孕者，无一幸免。孝宗出生后，在冷宫安乐堂被偷偷养大，十多岁都未剪过胎发。武宗的父亲孝宗弘治皇帝，生前亦子息微薄，存活下来的只有武宗一位嫡子，因而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史书多载孝宗与张皇后恩爱，因此别无所出。

韦先生认为，孝宗在情感和子嗣的问题上都重复了他父亲的命运，张皇后与万贵妃一样奇妒，所有怀孕的妃子宫人，都被折磨而死。武宗实为浣衣局宫人郑金莲所生，而非孝宗与张皇后嫡子。自幼由祖母王太后抚养成人。这便可以解释武宗因何与张皇后不睦，却对祖母王太后感情深厚。

武宗对父亲孝宗亦深怀怨恨，他认为父亲的懦弱直接导致了生母的死亡。因此，孝宗死后他拒不服丧，继续在豹房中花天酒地。武宗14岁即位，31岁夭亡，一直没有生育。更令人诧异的是，武宗生前屡屡拒绝公开从宗室中选立嗣君，这直接造成了孝宗这一支皇嗣的断绝。同时，也决定了世宗继位的特殊性与嘉靖朝大礼议的走向。

对明武宗这样的历史人物，高阳自然不会放过，著有《明武宗艳史秘闻》一书。该书秉承了高阳作品一贯的特色，长于人物语言和心理的刻画，文风流丽。高阳对武宗性格的形成是这样解释的：孝宗自幼没能得到宪宗的父爱，在冷宫中长大，备尝辛酸。封为太子后，生母便暴亡，可说从未好好享受过天伦之乐。因此，对待唯一的儿子武宗，便不免有些骄纵。而武宗生来便有瑶人血统（孝宗生母纪氏为瑶人土司之女），秉性异于常人。对武宗的嫡子身份并无怀疑。

武宗的风流史历来为野史稗闻所津津乐道。前段时间热映的电影《梅兰芳》中，梅兰芳与孟小冬配了一出《游龙戏凤》（为京剧《梅陇镇》一折），说的便是正德皇帝下江南时，微服出游，与当垆女李凤姐的故事。李凤姐是否确有其人，已是渺不可考。但武宗巡宣府时，妇女不问出身良贱、婚嫁与否，甚至身怀六甲，只要被他看中，都难逃荼毒。种种变态之行为，令人发指。

《正德风云》中的李凤姐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这位晋北回龙酒楼的女酒保，被韦先生设计为蒙汉混血，大有北地胭脂的矫健之态。面对武宗的调戏，竟然在饱以老拳，给以颜色之后，快马驰往漠北，全身而退。读来大快人心。不像戏文中的凤姐，一见正德露出五爪龙袍，便惊惶失色，毫无反抗。

若说武宗对女性全无情爱，也失之偏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出现了一位名叫刘良女的女性。刘本是晋王府的世袭乐户之女，出身可谓卑贱。年纪长于武宗，姿色亦不十分出众。可正德在与她相识之后，表现出感情上罕见的专一。正德十四年（1519），武宗携刘良女至南京，在施舍给寺院的幡幔上，竟以夫妇的名义写上“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与夫人刘氏施用”，宠爱程度可见一斑。直至正德在豹房崩逝，刘良女始终随侍在侧。

武宗对刘良女的依恋，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便是在幼年极度缺乏母爱的代偿心理。帝王终究是人，若将正德写成一个毫无人性、彻头彻尾的禽兽，反倒不足以采信。《正德风云》和《明武宗艳史秘闻》中皆有对这一段“畸恋”浓墨重彩的描写。

由此可见，对细节的描摹也正是历史小说有别于高头讲章之处。在正史说之不尽道之不明时，历史小说可做自由的发挥，只要合于情理，不悖史实，能够自圆其说即可。在不负责任的戏说和严肃的正说之间，历史小说有着广阔的写作前景。

怎样才能算是一个好的史家？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我想，一个优秀的史家最起码应该具备两种特质：一双冷眼和一颗热心。冷眼可以让史家不致于迷失于纷杂浩繁的史籍中，热心则是史家著书立说、有益于世的动力。面对充斥坊间的冠以历史名义的作品，吾等晚辈皆采取不看、不听、不评价的态度。韦先生却以十年之功，著成此书，实在令后学感佩不已，书中显示出来的对于明史典章制度的熟稔，铺叙的自然流畅，自然更非那些自以为是历史小说而触处皆错的戏说可以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