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理性《东方》，旧中国寿命最长杂志的生存秘诀

《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此为洪九来先生在十年前的博士论著。

这本在成都云驭风书店购买的便宜的好书，码价为25元，折扣价8。75元。

此书属于许纪霖主编的“都市空间与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书系”之一种。在此前已购《恋恋红尘》（李孝悌）和《欲望的想像》（王儒年）二本。

此书系的总序，为许纪霖先生所作，价值极高，亦极生动明了。如论及知识分子的区隔时，指出“传统的乡村知识分子是自然的、草根的、本土的，与土地有着无法割舍的关联。他们是地方的、封闭的或半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的时间脉络为其历史的根源。”

“城市知识分子是流动的，经常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空间自由行走，历史感淡薄，空间感敏锐。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等级和自我认同，与乡村知识分子十分不同，不是后者那样建立在对历史的寻根上，而是看其归属于什么样的空间关系。”

许纪霖还将城市知识分子分为两种类型：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前者如胡适与沈从文，高贵、优雅和矜持，后者如鲁迅与丁玲，愤世嫉俗，与秩序为敌，独立而不羁。如此划分有点人格心理学的意味。

另外，还阐释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及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

而洪九来先生则以社会学、文化学的视野，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详尽研究解读了旧中国商务印书馆系列之《东方杂志》长寿的秘诀：“自由主义者兼容并包、不趋极端的文化情怀必然融入其所办的刊物中。”

《东方》前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灵魂有张元济、杜亚泉、钱智修、孟森、胡愈之和俞颂华。

主要办刊的三个阶段为清立宪主义、保守文化主义和自由主义。

“价值中立”，有容乃大，使《东方》在旧中国成为一个大型综合文化杂志，每期均为十几万字，这在旧中国是一个海量杂志了！因此，《东方》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史的“资料库”而当之无愧。

《东方》对于晚清以降的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日俄战争、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卅运动……均有详尽记录论述。

《东方》所包含的教育救国、文化救国与学术救国的理念，通过办刊的方式昭然出来。而保守、调和、渐进与改良成为《东方》的一个特色徵记。

名家巨匠，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林纾、胡适、鲁迅等均与《东方》建立了长期信任合作关系。

如1924年《东方》第二十一卷1、2号为创刊20周年所特设的大型纪念号上，延请了众多的中国学术界文学界翻译界的众多领军人物为之惠稿。

于现实社会问题有张君励、张东荪、杨铨、王世杰、潘公展、高一涵、于右任、马寅初、瞿秋白、陈望道等诸君赐稿；在纯粹文史学术研究上，有梁启超、章行严、陈垣、吴稚晖、黎锦熙、杨树达、周作人、徐志摩、王统照、胡朴安、甘蛰仙等名家撰文；在文学创作与翻译上，又有朱自清、俞平伯、郁达夫、庐隐、夏丐尊、洪深等主将阵营。

如此力张名人效应，建立粉丝集团，也为《东方》长寿的秘诀之一。

中西调和、与时渐进，社会良知、国家民族，稳健持中，变改求新也是《东方杂志》的一向作派与风格。

《东方》不主张办成一个单纯宣传政治的政刊，而主张办成一份兼容并包，多元共存的公共论坛。拒绝随意化、平庸化与商业化。

“《东方》编者匠心运作，精心构思，能适时地集众多名家高论于刊”。并不停推出专号与纪念号：太平洋会议号、农业及农民运动号、立宪研究号、爱因斯坦号、英国研究号、西湖博览会专号、体育专号、三十周年纪念、新年特大号、欧洲大战专号、日本内幕专号、追悼甘地专号……

在经营管理上，与商务系列的刊物采取企业集团联动模式，以强大商务印刷企业资本为后盾，实行企业化运作。甚至在稿费处理上，一俟确定用稿，即先向作者支付稿费。

当时罗家伦如此描述《东方》：

“这个上下古今派的杂志，忽而工业。忽而政论。忽而农商、忽而灵学，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你说他旧吗？他又象新。你说他新吗？他实不配。”

经洪九来先生研究梳理发现：事实上，《东方》在苦心经营的公共领域上，奉行的是政治秩序转换中的理性主义、社会变革进程中的渐进主义、纳入世界格局中民族主义、中西文化冲突中调和主义、新旧文学嬗递中现实主义和古今学术流变中的进步主义。

正因为如此，《东方》给自己的广告词为：“中国杂志之巨擘，现代知识之渊薮”。

环视如今海内诸省纸介杂志，举步维艰，一方面有网络，一方面有纪律，一方面有报纸……然而，往者不可追，来者犹可鉴。《东方》标举的布尔乔亚类型的、自由主义的、价值中立的、与时俱进的文化杂志路径，至今应有启发意义的。

2009-7-18于成都北门天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