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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传《觀士人畫,如閲天下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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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3-26 16: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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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語堂為蘇東坡作傳,只是爲了快樂。他欣賞東坡在各種藝術範圍内的才情,能夠經歷政治風暴黨中的權媚與卑賤。上至太后,下至山野農夫,東坡都能自処怡然,不但從來不拘於考慮如何做人,反而肆情任意,把滿肚子的不合時宜變成自嘲、自得的經歷。這一位才情迥異的人不理會其他生活標準的左右,張揚“我就是我”的態度,硬是把自己的浩然之氣發揮成“柱天之岳”。

這種精神的景仰,多少有極端的成分。蘇東坡的名望從未被忽視過。他就像天空的一顆大星,無所顧忌,或醉或醒;因爲他的光芒太勝,與他同時代的歐陽修、曾鞏等人,全都顯得有些呆板和片面。他們的文章能夠博得千古盛名,卻斷不會像東坡那樣留下東坡肉、蘇堤這樣的民間事物。從皇宮,到瘠田,誰都不如東坡那樣子自在。若單論東坡本人,林語堂的傳記的確留給了讀者一個平易而細節豐富的形象。在詞人的盛名之外,東坡文章的魅力,顛簸的政治生涯以及他煉丹修道的經歷等等,都被林語堂以小事件的方式表達出來了。不知不覺,走完了一遍他的人生軌跡。

可這個細節豐滿的形象,卻是在貶低同時代其他文人的基礎之上襯托出來的。

歐陽修曾經被誣陷“盜甥”與通奸的兩件事情,被林語堂用“風流韻事”加以概括。似乎這些誣告已經是事實。歐陽修不能把持淫欲,與東坡“修身戒性”的道家經歷相衡量,自然顯得後者在道德上高了一層。林語堂更頌揚東坡與歌姬之間只不過是倚紅偎翠卻不動情的關係,而在這些風月場合,東坡能夠寫出淡雅的詩詞來,尤其應該被讚美。怎麽看,也不會像讀歐陽修的“江南柳,葉小未成蔭。人爲輕絲那忍折,鶯憐枝嫩不勝吟”那樣,其間似乎有掩飾不住的淫褻意味。説來說去,合該歐陽修這首詩被後人恥笑之餘,又百般把玩那種隱諱含蓄的謔閨之樂,一世的文采、為宋朝發掘出許多曠世奇才(當然少不了蘇東坡)的功績就被這些引人遐思、不肯放過的罪名毀於一旦了。

林語堂居然也是這麽看歐陽修的。在標註“黨爭表”上的人物之時,歐陽修的才華並沒有被肯定,只作爲東坡的“叔姪”出現。相對於范仲淹所得到的“偉人”評語,歐陽修不免有些委屈。

美化一個文學天才,也未嘗不可。遠距離的觀望之餘,捨棄缺點方能造就另一個不被企及的精神高度,總好過就低流俗,對已經成爲過往事的文人們用現代的眼光加以詆毀。只不過可惜了林語堂世界中的王安石等“朋黨”,幾乎都被稱爲奸佞小人。

根據林語堂的説法,王安石是一個不循禮儀、邋遢污穢的自大狂,修訂《三經新義》之後強制所有趕考的秀才都以此書為藍本,更不用説導致平民百姓賣妻鬻子的“青苗法”了,總而言之,王安石簡直就是禍國殃民的偏執狂與精神病患者。他也是導致當朝許多賢臣紛紛被流放遠疆的罪魁禍首。至此以後兩派勢力的鬥爭,是宋朝衰落的源頭。

但事實上,為林語堂所詬病的幾位王安石的“黨徒”都並非奸惡之人。其中有後來拜相的呂惠卿,在《蘇東坡傳》中被指為:推動新法的奸臣,見風使舵,更背棄了王安石,在他罷相之後,終於靠見不得光的打壓手段,登上了相位。他在史書中卻是“臨危受命”之人;更曾經與司馬光辯論,在實施青苗法的制度理据上駁倒了他。如此看來,呂惠卿也是個有辯才、文采的人,若不然不能駁倒司馬光。

至於李定的“母喪不奔”,卻是當時政治爭抝中被鈎沉出的莫須有罪名。如果是讚揚他爲了新的改革措施以改變宋朝的運勢而留在朝中執事,自然是說得通的。又如果在當時山雨慾來,無人不得不選擇自己政治立場的情況下討論這個人是否守了孝道,則有些何患無辭的意味。更何況,據説李定根本不知道自己生母的情況,無從奔喪。

在中國古時的文化當中,從來就是把該人的文學造詣與萬般事物相勾連,比如文如其人之類的説法,就實在有些強行要求完人的意思。萬一某人生下來的確有些不好的習慣,譬如小氣吝嗇之類,那恐怕就與文學大家無緣可談了。所以,要塑造偉人,就必須把這種“偉”的氣質擴大到生活的每一個範疇當中;要詆毀一個人,莫過於說別人沒有犯什麽錯誤,唯有品德不好。

林語堂寫東坡的傳記,大概是一個自己思維的過程,所以理不得當時宋朝各家人物的苦衷,去達到一個整體客觀的效果。他回溯著東坡一生的軌跡,其實是為自己打造另一個互為關照的精神境界,兩相應和,頗有不畏浮雲遮望眼,不理他人如何評的勇氣。在讀他的傳記之時,只覺得這本書並非為讀者而作,卻只是他們兩人精神境界的互相探訪,在這隔山遠望的境界中,林語堂也可以表達自己對小説,對瑜伽修煉,對書法美感、“士人畫”的諸多看法,似乎在歷史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像東坡這樣提供給林語堂這麽多的閲讀空間,這麽廣闊的契合感覺。

的確,不是每一本書都是寫給讀者的。很多時候,所謂的批評只不過是讀者一廂情願的自我代入而已。寫東坡傳的林語堂就好像當初被人批評寫詞不合音律的東坡,純粹在寫作的過程裏能夠體會到人生最大的快樂,而並非寫給那些看格式、不看情感的人加以評點。

宋朝那個國運羸弱時代的意氣風發,全部都被集中在這群為政治而辯論、流徙,甚至抑鬱而終的文人們身上了。無論是哪一位“品德不夠高尚”的文人,都以稜角分明的姿態參與了一幅士人圖,窮盡自己的生涯踫撞在一起,火光四濺,比唐朝盛世的背景更爲冷肅,卻見到一些超出時代而獨立的絕然個性來。讀罷《蘇東坡傳》,有一句話可回腸蕩氣,“觀士人畫,如閲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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