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阳天（全三册）《艳阳天》：“写得怎样”

昨天刚刚读完《艳阳天》。

作为文革期间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那个作家，浩然和他创作的《艳阳天》、《金光大道》是一个难以忽视的存在。

和那个时期的很多作品一样，这部小说也不可避免的涂抹着时代印记和意识形态色彩。这是当时它得到肯定的地方，也成为后来为人诟病的因由。

对于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评价标准，今人已或明或暗的评判不少，甚至干脆弃之如敝帚。

但是，具体到我们自己对于有关作品，尤其对于“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评价，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也自觉或不自觉的采用了或者采用着这样的标准呢？

结合本人的阅读经验，诚如相关论者所言，“如果不计个人恩怨、不带意识形态成见，把它当作文学史上的一部普通作品来读，它（《艳阳天》）的可读性并未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

书中所展现的乡村生活、俗词俚语，时至今日仍然亲切可感；而不时突起的矛盾冲突，也仍然扣人心弦。

所以，“写什么”、“怎么写”固然是应该注意的，但是，到底“写得怎样”才是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我们所应当持有的更重要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