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史特殊的《心灵史》

我不认为张承志是个偏激的错乱者。他和那些纪录着他思想脉络的文字至少应当被视为一个活标本：他所怀的追修信仰、建设灵魂的信念与热情由于所处时代的教育，被引上一条特异的道路，最终凝固成坚定的花岗岩。这种姿态比那些早早皈依虚无的人要强一些，然而表现却有可能更加扭曲。《心灵史》中的殉教和他早年所接受的“革命暴力”如出一辙，中心思想便是：不流血，无信仰。

这种观念适用于所有的宗教和信仰。只是他大概是中国唯一一个敢于大声无蔽地说出来的作家。这是一种难得的坦诚。如今不要说文化圈子，就是我曾就学的那所地方大学里，都有相当一部分教员公开或半公开地表示自己已经“信了耶稣”。但我从来无法想象将来能读到某部出自中国人之手的《乡村牧师日记》那样的作品。以国人的思维习惯，“信”正是为了放下某些重担而不是承担新的痛苦，更不会像贝尔纳诺斯一样苦苦折腾自己的灵魂，反复苛问信仰与现实的矛盾。《心灵史》成了这个时代里为数不多的“宗教文学”。从这一点来说，这书还是值得一读。尽管可能有相当一部分人会读得很不舒服。

《心灵史》初版于1991年。10年之后，9•11发生。这是一个荒诞不经的联想。但不巧两个月前我还读了一本刚翻译过来的新书：《巨塔杀机》。这本书的第一章对埃及学者库特卜的描写很引人注目，这位被作者指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鼻祖”的学者，在宣判自己死刑的法庭上坦言“感谢真主，我进行了15年的圣战，今天终于获得了殉教的机会”，并拒绝总统的特赦、认为自己“死去后会更有力量”。这一切与张笔下的“太爷”们何其相似？或者说，任何殉道者的精神逻辑乃至临界状态都是相同的。这不能归结为具体的教义或教派本质是否有神秘主义成分。毋宁说任何一种信仰在需要战胜肉体最强烈、最基本的自存欲望时，产生的力量都是同一性质的。

我并不看好劳伦斯•赖特的这本书，在表面的客观之下，这种开门见山的曲笔暗示着某种仍然摆脱不了的偏见。例如后面提到殉道动能的起源：长期处于物质、性和精神三重压抑中的失业者、赤贫者往往容易投身殉道之路，因为《古兰经》中充满美食、甘露和美女的天国是他们唯一可以向往的东西。这不但有把“穷人教门”都列入准嫌疑犯行列之嫌，更建立在一种对伊斯兰教义的简单化理解之上。但我从这两部书的对比中看到的是：殉教本身呈现的是宗教或信仰的悖论——大部分信仰或宗教的内容都是在通过精神和心灵的抚慰去实现对现世的超越，这一超越本身制造了心灵与现实之间的紧张。由于宗教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自证途径都是以精神战胜肉体本能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强大，从这个本质而言，它本能的冲动是加剧这一紧张。殉教正是这一矛盾的极端体现：教义不可能教导人为死亡而信仰，但当教义对现实的排斥达到顶点时，它自然会产生一种鼓励否认并摒弃现实的原动力，一旦这个动力被作用在否认肉体生命内容的方面，便极可能导致殉道的出现。尽管在教者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荣耀之举，但实质上，这不过体现了宗教内在的反现实诉求。其实一种宗教如果想在现实中以实体存在，采取的理性策略应当是缓解与现实的紧张冲突而非激化。过分赞美极端行为，往往反而会给信仰招来非议，也容易加深非信徒的误解和反感。

遗憾的是《心灵史》中并没有涉及多少对哲合忍耶教义的解读或对这个教派组织形式的介绍，浓墨重彩都花费在对于抗争和殉教的描写上。作者所持的这种暴力审美口味，实在无法不令人想到他所经历的那个“革命年代”。在这一代人潜藏的精神世界里，似乎“不流血，无信仰”已经转化成了“无血色，不浪漫”。具体在张承志，他只是从当年的“红色宗教”中走出，寻找到了新的激情亢奋点。那块蒙住他们眼睛的红布消失了，很多在红色中看见了幸福的人却宁可不睁开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