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九十周年祭《“国家-文化-社会”的两个问题》

社会史，更具体地说“社会改造”运动史，确实是补足五四作为思想史和政治史的最重要面向。杨先生这点说得非常清楚。是了不起的贡献。

但是本书进行到三、四部分，把五四整个运动的路径“归约”（暂且用杨先生自己的话）成“国家-文化-社会”的模式，似乎是有很大问题的。看完书，目前能想到的至少有两个问题：

1.线性进行式？社会史和日常生活的维度固然重要，但是在“国家-文化-社会”的公式下，尤其若把暗示的线性时间当真，杨先生想要反思的五四，想要强调的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就很难成立了。不同群体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当口，面对的不只是“国家”和“文化”的问题，不只是抽象的民初政治改革的失败，而是具体的社会问题，比如杨先生自己举的“妇女地位、劳工环境、人口问题”（p.20）。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是由不同的社会群体具体承担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问题。如果这些具体问题和具体的社会群体不出现在五四和新文化运动肇端的时刻，是不会引起大规模论争的，也就不需要今天和未来对五四锲而不舍的反思了。（另，我当然明白杨先生为突出***和湖南社会改革的论述需要，但是“国家-文化-社会”的论述，看起来是湖南经验的学理支持，但是忽略了其他社会改革经验，比如劳工问题，比如农村教育问题。）

2.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杨先生的基本论述是：五四的政治论争渐次被化约为文化问题，即以文化衡量政治。并认为五四人的立场——一面以批判传统文化的姿态否定过往政治，一面又要重构中华文化以求新的政治——是矛盾的。但是，即便事情真是这样（批判旧传统、重构新文化），文化归约路线怎么就矛盾了呢？在“冲击-反应”的模式里，文化归约路线既坚持中国必须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一员加入政治游戏，又希望从文化资源中寻找新政治。如果是这样，那么九十年后的五四新鲜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里，有两个核心问题：1. 文化是否小于政治（小于也就是杨先生说的“归约”的意思）；2.讨论文化的政治前提是什么？

简单说，陈独秀等《新青年》人之不谈政治，是不承认民初政治的政治单位和政治构想，亦即不认为中国能在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上获得救赎。这比起民族国家政治结构内部的“冲击-反应”模式，革命得多。所以，在这里文化决定/影响政治，并非重点。或者说，文化-政治的“矛盾”已经解决了。文化，其实不能被归约成归约政治的概念；新文化，其实一直与政治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