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生活的变革《兄弟》的注脚

3年前，我读完余华的《兄弟》下，难掩内心的失望，在个人空间上留下了这样一段话：

“故事黑暗，充满了性和狂乱，这都没有关系，谁都知道现在就算不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绝非天堂，人类正不可避免地走向堕落。但，难道余华你也仅仅看到了这些，并只能用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故事来反映这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的时代吗？在阅读过程中，我看不到什么动人的情节和描写，逐渐麻木到一目十行，用畅销书的读法来对待余华……这多少让我有点心痛。”

3年后，自己的阅读兴趣已经转向，却无意发现了一本书，可以作为《兄弟》的注脚。余华说，《兄弟》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我想我们有必要追问，这样的巨变是如何发生的，怎样冲击着人们的私人生活？

阎云翔是一位值得信任的学者，我的这个判断缘自他的个人经历：17岁时，因为饥饿，他一路从山东流浪到东北，被下岬村的村民收留，一呆就是七年；1977年恢复高考，阎云翔看到身边真有人考上回城，半年没有下地干活，破釜沉舟复习功课，结果被北大中文系录取；后来他留学美国，师从张光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阎云翔从没有忘记那个他生活过7年的东北村落，从1989年起他频繁回访，进行田野调查，2003年出版专著《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 1949-1999》。

阎云翔观察到这个村子里的年轻一代日益追求浪漫爱情与夫妻间的亲密关系，长辈的权威和传统的孝道却日渐衰落。“传统家庭观念强调子女与父母之间的感情维系以及个人为家庭利益作出牺牲。而以个人为中心的情感的发展以及个人欲望的合理化，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直接的冲突。”下岬村的年轻一代，或者说以下岬村为代表的中国广大的年轻一代，对个人权利格外重视，但却通常无视个人义务的存在。这令阎云翔不得不怀疑在中国“新兴起的个人主义是否具有真正的独立自主性”。

阎云翔进而分析了国家在私人生活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集体化和大跃进的时代，国家试图以集体主义将农民的忠诚对象从家庭转移到自身上。这势必要摧毁旧的社会等级与家庭结构，让农民从家庭忠诚的成员变为原子化的公民。但是，“共产党的领导人并不见得有意要将农民改造成为独立的个人”，因此国家总是严格控制着个人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农村青年新获得的力量多半来自自上而下的影响，而非个人自发并为之牺牲的自下而上的努力。

改革开放后，集体化终结、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崩溃。“既没有传统又没有社会主义道德观，非集体化之后的农村出现了道德与意识形态的真空。与此同时，农民又被卷入了商品经济与市场中，他们便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地接受了以全球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晚期资本主义道德观。这种道德观强调个人享受的权利，将个人欲望合理化。于是，人们为满足个人权利和欲望的要求日益增加，以至于威胁到在激进社会主义之后残存的传统文化，比如人情文化。……国家在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所有政治经济支持后却依然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会自组织，这又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农民无法参与任何政治与公众生活，只得闭门家中，对道德滑坡、自我中心主义盛行等社会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和曲意逢迎的应对态度。最终，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他们对群体和其他个人的义务与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

阎云翔认为“下岬村私人生活的转型以三方面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充满悖论的过程。第一，国家是一系列的家庭变化和个性发展的最终推动者。第二，非集体化后国家对地方社会之干预的减少却引起了在私人生活发展的同时而使公众生活迅速衰落。第三，村民的个性和主体性的发展基本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从而导致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

最终的结果是，“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成为无公德的个人。于是，余华《兄弟》中那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