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回家《坦尼 自白》

前言

“在任何一场战斗中，都会有少部分战士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做出牺牲。”1942年3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一次炉边谈话中如是说。虽然他没有特指是哪一场战斗，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他是针对菲律宾战役才说这些话的。那么这些“少部分”的战士就是死守巴丹半岛和克雷吉多岛的美军官兵。罗斯福总统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他无法向奋战在巴丹和克雷吉多的将士们，提供装备和医药以及增援部队，也无法提供用于官兵撤退的飞机，战斗在菲律宾的美军官兵全身而退的希望已经渺茫。

直至1942年4月9日，我和兄弟们仍然在巴丹和克雷吉多的前线浴血奋战。我们的任务是将日军牵制在菲律宾，让美国赢得更多的动员和备战时间，让美国有更多的时间向海外调集部队。

日军最高司令官预计用55天时间拿下菲律宾；但是英勇的美菲联军官兵足足守卫了148天，接近日军预期时间的3倍。如果不是温赖特将军下令放下武器，我们还将守卫更长的时间，剩下最后一个人也不放弃。我们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增援部队，完全丧失制空权，弹药告罄，按照国际战争法，我们已经履行了自己神圣的使命，可以光荣地投降。乔纳森•梅修•温赖特将军意识到，我们已经无力再战，血肉之躯挡不住钢铁洪流，再战下去只有全军覆没。

温赖特将军在结束战斗的那一天说道：“我们的官兵的身体承受能力已经超越极限。上级要求的迟滞任务已经达成。我已经尽到对祖国的义务，为了麾下将士的性命，我决定停止这场无谓的战斗。虽然我并不感到光荣。”

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整军投降事件。我们想不到，投降的结果是让我们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遭受了永久的创伤。温赖特将军如果预料沦为日军的战俘将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战俘，必定会带领我们死战到底。被俘的数万兄弟，只有八分之一活着回到了美国。

我们这些被遣返回来的战俘，回国后一直低头做人。我们放弃了，我们投降了；我们被看作懦夫。我们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美国，隐姓埋名，生怕别人提到我们在战争中的经历。我们看不到任何欢迎我们回家的横幅，没有任何为我们举行的凯旋式，没有任何人为我们唱赞歌，没有任何人愿意承认我们。祖国塑造了无数的战斗英雄；家乡的人民忙着欢迎凯旋的战士，不包括我们，因为我们是失败者。更不幸的是，我们很多在战俘营中挣扎求生的兄弟，回到家乡，却发现家人已经去世，爱妻和女友已经另觅新欢。我在书中收录的给我父母，还有劳拉的信件都是真实的，我把他们原原本本地照录在书稿中；它们是我战争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投降，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我们一直对这些引以为耻的事情守口如瓶。但是，在很多年过去之后，我认识到，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出来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因为巴丹死亡行军已经快要被国人遗忘。我无法再对自己在日军战俘营中遭受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以及这些虐待导致的长期的身体和心理的后遗症，缄口不言。我不再认为我的投降是一件让我窘迫的事情，我决定开启尘封已久的记忆的大门，讲述我身在的那支曾经战功赫赫的部队在投降之后的故事。我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本鼓动对日本复仇的书。复仇并不令人愉快，但是我所讲述的都是事实。我只是侥幸存活的兄弟们的一个代表。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为了理想和信念，苦苦挣扎求生的故事。我要讲述那些曾经为了自由而战的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我要历史还我们一个公道。

1945年10月，我回到了家乡。我的兄弟比尔对我在巴丹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刨根问底地问了许多细节。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与我进行了多次讨论。这对于强化我的战争记忆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我还从战俘营中带回了数十张日记，这些日记都是我秘密写下来的。这些日记对我写作这本书，帮助很大，这些只言片语的记录，让我修复了许多记忆的片段。我还收集了很多来自于我的家人和朋友的材料，这些资料加起来也有好几百张纸。还有一些书中的材料，来自于我多年以前写下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也有厚厚的好几百页。我一直在等待时机，想向世人揭开我那段不堪回首的创伤历史。在我决定开始写作的时候，唯一欠缺的是菲律宾战役的资料。为此，我在原先的战争部档案馆（美国国防部前身，二战时期设立）和陆军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

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决定向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有四个原因。

第一，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出现了问题。学界出现了美化二战史的倾向，很少提及菲律宾保卫战，甚至故意忽略菲律宾保卫战。我记得在巴丹半岛战役期间，兄弟们传唱着这样的歌谣：“我们这些战斗在巴丹的人，是后娘养的，妈妈不亲，爸爸不爱，山姆大叔也不要我们，其他人懒得瞧我们。”巴丹死亡行军和日军随后的野蛮监禁，至少夺去了七万五千名兄弟姐妹的生命。二战当中的很多重要战役，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包括早期的一些战役，美国人记得很清楚。但是战后，极其重要的，起到“舍车保帅”作用的巴丹战役却被历史湮没了。美国人对于美军在欧洲和太平洋上的战史津津乐道，但是他们却对发生菲律宾群岛上的战争前夕的战斗视而不见。

第二，直到现在，这些发生在60年前的噩梦，仍然萦绕在我心头。我走过的12天的巴丹死亡行军，以及长达3年多的战俘生涯，让我在身体和精神上伤痕累累，不堪重负。虽然我内心的伤痕还是没能愈合，但是岁月让我变得成熟。不管是怎样的伤害，都不应该忘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的历史往往会重演。”这就是我写作此书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对某些日本人荒谬的言论，我十分愤怒。我感到现在有些日本人还在对我进行伤害，我不得不站出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我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要让日本人难堪，更不是出于其他的报复心理。美国人民并不像某些日本商人和政客在1980年代后期所说的那样，美国人民并不软弱，也不懒惰。更有甚者，日本的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声称，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和菲律宾犯下的血腥暴行全是伪造的。他坚持认为，日本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把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他的这种说法得到了日本自民党的阁员、环境大臣樱井新的支持。后者坚持认为，日本没有侵略亚洲国家，只是为了驱逐控制亚洲国家的西方势力。我决不允许，日本高官美化侵略战争，赋予其正义的外衣，他们声称日军没有摧残盟军战俘和平民的说法，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写作此书的最后一个原因在于解答多年以来被问及的问题，比如，“巴丹死亡行军真的那么惨吗？”，“我看到的你写的文章是真有其事吗？”，“看守你们的日本兵真的没有人性吗，你说他们不被应征，只能在家里看澡堂子，下矿井挖煤，是真的吗？”。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残暴的场面，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经历的每一次噩运，每一次殴打，每一次虐待，都在我的意识上打下烙印，对于身上的累累伤痕，我甚至能说出，是在什么情况下，有几个日本兵打我，怎样打我，而一一留下的。事实上，每天这些镜头在不经意间都会在我眼前一闪而过。我在福冈的大牟田煤矿的17号战俘营，呆了整整三年，这个战俘营的看守，是整个日本本土战俘营当中最凶残的，最没有人性的。我给读者们描述的是我在这个杀机四伏的战俘营当中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我看到的那些暴行带给我的心灵震撼，会让很多人做噩梦。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风烛残年写作本书的原因：我要让整个世界知道，我们这些侥幸从日军战俘营中走出来的战俘的感受，我们怎样在战俘营中挣扎求生，我们为什么长期保持沉默，我们在战后的生活受到怎样的影响。我要让我的子辈和孙辈知道，战争有多么可怕。最后，我希望美国人民能够认识到，我们这些人为了捍卫美国的自由，而付出的沉痛代价，在菲律宾战役当中浴血奋战的英雄应该得到尊重。

我在书中提到的日本士兵，无疑没有遵守战争法则，绝大多数的日本看守展现的***的一面抹煞了他们身上的人性。任何战争故事都夹杂着仇恨；不管交战双方是谁。战争的炮火能让人粉身碎骨，仇恨也同样能够摧垮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眼泪为受害者而流，我对战争恐怖的描述是为了那些无法停止仇恨的人们，虽然这些描述并不能消弭仇恨。书中描写的痛恨是为了展现面对日军暴行时，人性的脆弱和无奈，书中描写的友爱则是我能够存活，并且保持心智健全的关键。

本书是我独立完成的。本人对于书中出现的历史事实以及描述文字上的讹误与遗漏，承担全部责任。为了尊重隐私，某些书中人物，我未用真名。对我来说，写作本书，是一次尝试，我获得了全新的体验。我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够让全世界了解巴丹死亡行军和盟军战俘在日军战俘营中的真实情况，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增加一些有益的资料。

【美】列斯特•I.坦尼（Lester I. Ten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