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论语《杨润根思想方法分析～沈善增》

我本来不准备就思想方法上的分歧，与杨润根先生再争论下去了，但后来我到网上去搜索了以下，发现有不少青年是由衷地喜欢杨润根先生的《发现老子》与《发现论语》，虽然这些帖子多是前两年发的，虽然有喜欢《发现老子》的读者也同时喜欢《还吾庄子》，他们并没有感到老子庄子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我从他们的帖子里看到一种精神需求，也看到了一些值得忧虑的苗头，而这些他们确确实实是从杨润根先生的书里读到的，他们没有误会他。可以说，杨润根先生的书之所以热销，如他所说的销量达五百万册，对学术书来说则是个天文数字，主要是他的观点满足了相当一部分青年（其中很多是今天所谓的“愤青”）的精神需求，也是他们的愤激情绪得到了哲学的表述、传统文化的支撑。从这些真诚表白的帖子中，我对愤青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是苦苦的在寻找精神出路的年轻人，从这一点来说，他们是相当可爱的。但由于思想方法的偏激，可能使他们的求索之路走向“破字当头”的激进主义。而激进主义在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是过大于功，我们经历文革的这一代是深受其害，但激进主义在中国也是源远流长，在当前，理论上缺乏反思，实际上还占据主流话语，所以是危害大于贡献。如果明天兴起的激进主义，在理论上以杨润根先生的观点为依据，或者在思想方法上打上杨润根先生的明显烙印，我想，哪怕他的著作再风行一时，也是杨润根先生所不愿看到的。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在其萌芽状态就指出这一点，就算我是杞人之忧，指出这种危险的存在，也许多少可以起到一点防止发生事与愿违的变化的作用。

所以这篇东西既写给杨润根先生看，主要还是写给由衷喜欢杨润根先生著作的年轻朋友看，为他们提供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因为是急就章，因为主要对象是青年读者，我就只摆观点，不作详细的论证了，杨润根先生也至少是厌烦考据。

从哪里说起呢？

杨润根先生一再宣称他的解读《老子》是没有预设的。但看他的书，处处可以看到他实际是有非常强烈的预设，可以说，他的整本书是围绕着一个预设的目标来写的，重新解读《老子》，就是为了证明（或说“实现”）这个预设的目标。本来，为了一个预设的目标构建一套理论，也不是不可以的事，但杨润根先生特别的讳言这一点，结果就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评的杜林那样，一再声称他的哲学体系不是先验论，没有上帝的位子，而实际上处处悄悄地引进了上帝。怎么会这样，后面再说。先来看看我说杨润根先生由解读《老 子》、《论语》构建起来的理论（或曰“体系”）有预设是不是事实。

杨润根先生一再说，他之所以会从喜欢西方科技知识与哲学，转向热衷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因为受了李约瑟著作的影响，是为了解决“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没有在拥有这众多的杰出发现与发明的中国发生，而在仅仅是接受了这众多的发现与发明的西方发生呢?与此相反的问题是：虽然中国所拥有的这众多的发现与发明没有促使中国本身发生近代科学与工业革命，但是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能够作出这众多的发现与发明呢?”李约瑟归之与中国的官僚制度与气候、地理条件，杨润根先生不同意，他认为应该到思想文化中找原因。他认为：“李约瑟在他的全部研究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古希腊哲学是西方现代科学产生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它为西方人提供了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正是这种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使得他们能够把全世界的全部发现与发明综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整体，而中国的古代文化并没有为中国人提供这样系统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因此纵使中国作出了这许许多多的发现与发明也无力实现这种综合，因此中国也就不能实现思想和方法上的根本突破。因此中国的发现与发明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经验的阶段，并且它们也难以摆脱在中国流行的各种迷信思想和牵强附会的关联主义思想的包围，结果它们反而成了各种迷信思想与关联主义的附庸。事实上也是如此，当科学不来解释人们发现与发明的事实的时候，迷信就会出来解释它们。”到此为止，杨润根先生还只是在发挥或完善李约瑟的思想，尽管在我看来，“李约瑟难题”的提出，有其受西方话语中心论的影响而不自知的先天不足，但因为是遵循严格的逻辑推理来得出一系列结论，所以容易通过讨论来明辨是非，但到此也可以看到杨润根先生去研读包括《老子》在内的先秦典籍，是有明确预设的，预设就是找到能比李约瑟本人更好回答“李约瑟难题”的理论，或者说，预设就是“李约瑟难题”。接下来，杨润根先生就开始超越李约瑟，而正是这超越使他的思想方法上的缺陷明显地暴露出来，从而得出一系列在他是津津乐道的最先发现，在旁人看来是“戏说”、“搞笑”的结论。

他首先“发现”中国原来也有像古希腊哲学一样使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思想资源”，也有“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他在《老子》、《论语》中找到了这种“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说明一下，我也认为《老子》有“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但对什么是《老子》的“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我与杨润根先生是有很大分歧的。这里不展开讨论我们在这方面的分歧，只想说明，分歧的产生主要由于他的预设，即这种“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要能产生近代科学。西方话语也许是以能否产生近代科学来评价哲学体系的价值的，这样说，是为了给“科学”找到一个哲学的基础，而“科学”又被说成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实力的核心，因而，这种话语导向这样的弦外之音，文明的优越使西方在近代拥有了科学，而科学使西方获得扩张与统治世界的实力与权力。即使是对东方文化深有研究、深表同情的理解的李约瑟先生，也不能摆脱这种话语的阴影，他提出的“李约瑟难题”，也是在毫不怀疑这种话语的合理合法性的前提下发出的疑问，解铃还需系铃人，难题的解开，我认为还在难题的前提中。李约瑟所说的科学，主要是物理学与化学，成果主要表现在机器工业生产上。但科学仅仅是这些内容吗？农业科学、生命科学、医学、水利工程学、天文学、数学不是科学吗？在这些方面中国的水平比西方落后吗？即使科学水平比它国高，实力比它国强，就有侵略、扩张的权力吗？当中国在近代被打败时，国民经济总值真的比战胜国低一大截吗？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是由于科学的不发达，还是因为战败后巨额的战争赔款，腐败的政治，与本质上由强权维持的工业产品与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的不平等贸易？把科学（其实仅是物理学与化学）不发达作为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实际上是要中国人接受这一次不仅是在军事上被打败，而且是在文明上被打败的话语。这种话语，在一百多年里不断地被重复、被灌输、被强化，变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杨润根先生认此为前提，也可以说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这种话语，以《老子》的话来说，就是“将欲取天下而为之”，与“取天下恒无事”的原则背道而驰。因而，以“发现”《老子》哲学可以产生近代科学为预设，与《老子》的本意是不相符合的。固然《老子》并不反对发展生产力，但并不认为组织生产、调控经济是***的要务，《老子》认为***的职能只在保障每个社会成员有根据各自的天性选择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自由。同时，《老子》提倡社会上层不享用奢侈消费品（难得之货，奇物，什伯之器，舟，车，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等），以抑制奢侈消费品的生产。《老子》又立场鲜明地反战，指出战争对参战各方都只会带来伤害，不会带来利益。而西方的近现代科技，就是围绕着战争和奢侈消费品的生产目标而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的。

杨润根先生可能会说，他只是指《老子》的“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可以使

中国的发现与发明不至于“永远停留在经验的阶段”，而不是指《老子》的一些具体的观点。如果这样辩解，正暴露了他的思想方法上的缺陷。倘若如他所说，他的“发现”是落实在这样的基点上，那么，他应该详加证明，《老子》的系统思维中哪几条是可能或有利于产生近代科学的系统思维。但在他的逻辑中，只要是“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就能产生近代科学，所以他的证明悄然变成了除《老子》（可能还包括《论语》）外别的都不是（还不是算不上）“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但杨润根先生举重若轻地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方法是以扣帽子代论证。他给他觉得可能被误认为是“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扣上“非理性”、“极端个人主义”、“迷信”、“关联主义”等帽子就大功告成了。但至此他还不能高唱凯歌还，因为他还要说明，《老子》这样优秀的“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何以被遮蔽了。为什么《老子》文本一直流传至今（对《老子》文本，杨润根先生倒没有认为通行本有什么不妥，所以他一直指责我“重新编排”古人文本），而《老子》的思想却没有流传下来，到近代中国来产生科学？为了解答这个难题，他“发现”了汉代官方学者“对先秦思想、特别是对老子和孔子的思想重新作了完全适合于这种专制制度的颠倒黑白的解释，正是因为这些解释，使得他们的思想已经变得不可理解了。他们每一句话的自然的含意消失了，他们思想的系统性已经不见了”。“篡改”是这样的全面与彻底，给人的印象是在汉代非发生过官方组织的有计划的浩大的阴谋工程不可。这项工程比清代编修《四库全书》还要恶劣、还要难办。《四库全书》至多是删书、改书，而汉代的“篡改”工程不改书，而是篡改字词句的解读方法，或者说要创造出一套与先秦文本实际基本不相符的语词解读方法来。而这种方法还可以自圆其说，还可以相互印证，老实说，真能创造出这样一套方法，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创作”，都是匪夷所思的天才，在杨润根先生的“发现”之前，世界文化史上，还没有这样的记录，以后大概也不会有这样的记录。打个比方说，可能在欧几里德几何原理外，发明非欧几何，但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之外，不可能创造出一套新的形式逻辑。

词义解释、语法规则，只能从语言实践中总结出来、相对固定下来，不可能为了某种政治目的编创出一套词义解释、语法规则来，但杨润根先生“坚持”认为在汉代就发生过这样的事。而他的十大最先发现，就是要颠覆这一套规则，而新建（杨润根认为其实是“还原”）一套规则。

杨润根先生指出的《老子》旧注中断章取义、望文生义、滥用通借、增字注经等现象是确实存在的，但都是可以在这一套阐释系统中发现、辨析、纠正的。古文中存在一字多义的现象是个常识，一字既然可能多义，自然可能多词性，造成在具体语境中的理解错误，也并非罕见的现象，但也是在这一套阐释系统中可以拨乱反正的。我在《还吾庄子》与《还吾老子》里，就是使用这套系统里自净的方法来甄读的。大概是因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至今不见人来与我商榷对词义的辨析。但杨润根先生认为我这么做是对汉代以降的阐释方法“毫无自省”。但为什么杨润根先生坚持要知易行难呢？从他的文本看，还是因为用传统的阐释方法怎么也读不出他需要（预设）的《老子》的“系统的世界观和系统的思维方法”来。他用他“发现”的阐释方法读出些什么呢？读出了我在《还吾老子》中批评的，把“大成若缺”译成“道所创造、所成就的整个现实世界是完美无缺的，它之于人类的价值也是永恒不变的；然而那些愚昧的人却认为整个现实世界是残缺不全的，它之于人类的价值也是很不确定的”；把“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读出“不自生，不是依靠自己而诞生、而存在，相反，而是依靠作为世界的本原与世界的统一整体的道而诞生、而存在，因此不自生者作为道所创造的整个世界的生命的存在和生命活动，它们也就获得了道的永恒无限性”。读出了：“圣人是那种永远不知疲倦的求知者，圣人是那种以整体的、系统的和普遍无限的方式从事思想学术活动的人，圣人是那种依据整体的、系统的和普遍无限的认识而行动的人，圣人是那种客观理性、深思熟虑和具有充分的预见能力的无往不胜的成功的实践家，圣人是那种把具有确定不移的唯一性的数学知识视为一切知识的最高典范的人……”因此，说老子的那些思想是杨润根先生“发现”的，一点不过分，而这些经他“发现”的“老子思想”是不是真的是《老子》原意，却是很可怀疑的。

杨润根先生在推行他的直观的符合常识的符合小学老师对小学生的作文要求的“说文解字”法时，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语言文字是用来交流的，尽管古文中一字多义，但在具体语境中它的意义总是确定的，否则就不能用来交流。而文字有可以重复使用的特性，那么，一个字如果具有某种意义，它应该在其他语句中还会以这种意义出现。而按照杨润根先生认为的，他读出的字义是直观的，是小学生（即凡识字的人，当然是指先秦时代的人）从字形上一眼就能确定其意义的，那么出现的频率应该更高。但像杨润根先生那样，在解释孔子“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的“隐”字时大卸五块，读出：“这个字的本意是指精心加工或精心处理从农田里收获到的那些东西（粮食），以便使之能够长期珍藏保存而不会腐烂变质……并且在这里“隐”相对于一种理性的认识活动及其认识活动的成果而言，它不仅具有思维采集、思维加工的意思，而且还有思维创造的意思”，是否能在先秦文献或者所有的汉语著作中哪怕举出一个旁证呢？按照训诂学（汉语的一种阐释学）的规矩，孤证还不足为训，这里把条件放宽，杨润根先生能否满足这一要求？若连提供孤证也办不到，他自己坚信可以，怎么叫别人也相信他的解释就是《老子》、《论语》的本意呢？

从杨润根先生的文本看，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他要颠覆汉代以降的阐释学系统，是为了不受那些规矩（譬如训诂要举证）的束缚，随心所欲的读出他预设的意思。不是汉代的官方学者全面彻底的“篡改”了先秦的语词阐释与语法规则，而是杨润根先生要新建一个他称意的阐释方法。勉为其难啊！

由此我想到了在极少数几个受到杨润根先生推崇的圣人之列的孟子。他有一句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单独来看，一点不错，所以经常被引用。出发点也不错，是为了反对春秋时期的非正义战争。但他的论证表现出他的思想方法大有问题。他说，对《尚书》的《武成篇》他只取信二、三，譬如，“血流漂杵”的说法，他就不取信，因为周王伐纣是仁义之师，战争怎么会打得这么残酷？否定“血流漂杵”的说法是可以的，但应该以其他史料来证明，而不能从“仁义之师”的预设前提出发去推导出来，所以孟子这种思想方法，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开了恶劣的先河，这种思想方法，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发展成为“从原则出发”“从路线出发”，到后来又演变成“两个凡是”。因此，思想方法上的问题，应该引起学者高度的重视。

说到这里，我想大家可以明白，杨润根先生自己明明有预设，是“带着问题学”《老子》《论语》的，为什么一再强调自己没有任何预设。他这么说，至少有两方面的作用：一，可以与他认为是根据政治预设去“篡改”《老子》，“篡改”先秦语词阐释与语法规则的汉代官方学者在哲学立场上划清界限。二，可以不受中国传统的训诂学规则的束缚，并将别人批评他随心所欲的阐释古文，一言以蔽之曰，对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学术方式毫无反思。

可以看到，杨润根先生是一个很会造势、造话语的人，他造出的话语很有鼓动性，很能打动年轻人的心。但是，他反对的是专制思想、极端个人主义（哲学的表述我认为应该是“唯意志论”），而他的思想方法却有浓重的唯意志论味道，所以，他的言行就有明显的“以暴易暴”的倾向、专制的倾向。如果仔细去看他论述的“老子的圣人政治观点”，就能读到他的这种思想倾向。我担心喜欢他的“发现”著述的年轻人受传染的，正是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