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食单《好色一代男──旷世才子袁枚其人》

时下文人骚客，只要说到谁最会吃，很少人会不提《随园食单》，而提到《随园食单》就不会不提作者袁枚。袁枚，字子才，生于1716年，活了82岁，在当时算是人瑞了。在孟缎红成长的那个年代，中学课本里选过袁枚的《祭妹文》当课文。袁枚与其三妹袁素文，从小青梅竹马，兄妹间情感很深。他这篇文章情词恳切，发自胸腹，很少认真读《祭妹文》的人不会被感动得想要发出一声叹息。现摘录一段如下：

“汝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虽命之所存，天实为之。然而累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予幼从先生授经，汝差肩而坐，爱听古人节义事；一日长成，遽躬蹈之。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余捉蟋蟀，汝奋臂出其间；岁寒虫僵，同临其穴。今予殓汝葬汝，而当日之情形，憬然赴目。”

有话云“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其实我看还得加上“读《祭妹文》不哭者不真”吧。袁枚的文章，在讲求八股的盛清之际算是文学革命，当时他的许多行径，肯定算得上离经叛道的行为。他主张直抒胸臆的性灵文章，讽刺那些追寻唐宋古风的八股文章根本是“贫贱骄人、木偶演戏、开骨董店”。这种批评的语言本真是大胆前卫，尖酸刻薄，简直是什么话都敢讲。作为一个大文豪，语带刻薄总是不好的。印象中李敖、鲁迅都曾在文章中破口大骂，这都给人留下了历史证据。在有声望的家庭出生的人，即使再生气，也不会轻易在大庭广众之下失去雅度的。

读者要往下看才又会恍然大悟，袁枚不仅敢讲，而且是一个极为敢“做”的人。

要说“出名要趁早”，袁枚可比张爱玲出名更早，这位袁大才子很早就受到了主流社会的关注。袁枚是文学神童，他十二岁就中了秀才啦，然后一帆风顺，二十三岁中进士，二十四岁联捷殿试二甲第五名，也就是说连乾隆爷都钦阅过他的文章（殿试是皇帝钦点科考前十名的文章圣览）。这还不能充分说明他的才气，别说乾隆帝了，就连共和国的***主席都读他的文章，而且不管是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大业完成之后，袁子才的《随园诗话》一直是毛主席经常读的一本书，自己读还不够，还要两儿子也一起读。为什么呢？除了诗人观摩诗文外，看倌读到最后，要自己领会了。鲁迅先生算是文学大家了，他研究中国文学的深刻程度只差胡适之博士一点点，连他老人家都说《随园诗话》这本书“不是每个帮闲都做得出来的。”此外，高阳、蔡澜、梁实秋、汪曾祺、陈存仁这些大吃客都在文章中热情讨论过袁枚，可见得袁枚真是有那么点值得大家注意的本领。

有这样的的才情，袁子才当年其实有点狂妄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他未免有点忒大胆了点。据说他在科考中的对赋（也就是对对子）“因风想玉珂” 一题的答卷中，居然写道：“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虽然没有完全直指什么，但隐隐约约你能感觉得到这是一种花花公子口吻的文句，难听点的说，是轻薄与淫秽了，那些熟读圣贤书的的文庙翰林们一看这句子，哪能接受呢？一下子就议论要否决了袁枚的文章。可是时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叫尹继善的考官却很欣赏他，于是力排众议，终于让袁子才没有名落孙山。在那个八股年代，别说答卷上一句话了，有时单就忘了避讳一个字，可能就会落榜了；甚至考生的名子取得不好都会落选。像慈禧某年就因为有个考生叫王国钧的，慈禧太后觉得这不正是“亡国君”的不好暗示吗，当场就毙掉了考生的名次。这尹继善后来当然成了袁子才的恩师，而且不止一次造就了袁大才子。

在京当了几天翰林院的学者，袁枚就想办法调到地方当官，当过现在南京地区的县太爷。在地方当官五年，袁枚就买下了江宁织造隋赫德的一处园子，并且改名为随园。这隋赫德就是当年雍正帝派去抄《红楼梦》曹雪芹他家的大官，也就是说，这随园可能是曹家百处家产的一部份。看起来，袁枚官运是不差，南京算是极为富庶的地方，他能去那里干这个肥缺，据说又是这个叫尹继善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疏通的。如果好好干下去，袁枚以“从地方包围中央”之势，更上一层楼不是没有可能，但令人惊讶的是，三十四岁，袁枚就以父亲故去、要奉养高堂老母、自己身子骨不好等等为由辞了官，在随园开始享受他接下来的五十年闲云野鹤、声色犬马、荒淫无度的日子。

桃花笑春风

袁枚能吃会吃，在江湖上是人人皆知的事，然而唯有那些爱读稗官野史、笔记小说的人，才会对袁子才的“食色风流”评头论足。但是评者老是忽略了一个时代的差异性，把今天的社会尺度套在另一个时代，不能算是恰当。早在乾隆时代，袁枚的桀骜不驯和我行我素，就已惹得许多人憎恨他、妒嫉他，用文章诋毁他。甚至到了近代，文人们对他的态度也是两极化的。汪曾祺在文章中说到，他不喜欢袁子才的为人，但另一方面对《随园食单》的内容还是抱持着欣赏的态度。历史小说家高阳的态度基本和汪曾祺一样，觉得袁子才的“品流”不高，但对《随园食单》还是花了大篇幅去讨论。高阳认为，不像李渔，袁子才的食单是可以实际操作与尝试的，有许多还是很有创意的佳肴，记录了一些失传的民间料理做法，是弥足珍贵的饮鐉史料。高阳也不喜欢袁枚，他的立论很简单，因为袁枚不擅酒。他的意思大概是不喝酒的人，境界不能算高吧，陶渊明就喝酒，白居易也喝酒，就别说李白了。这两位是“不以人废言”的代表。民国大中医陈存仁对袁子才的态度基本上算是憎恶了，他花了几十页的功夫把袁子才的家底给淘尽了，找出袁子才淫秽终日的许多传闻。写过食疗食补文章的陈存仁在中医界是个文艺才子，师承章太炎，他对食单却没有什么特殊感情。不论如何，从古至今因为褒贬不一，袁子才可算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人物。

汪曾祺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他不喜欢袁枚的为人，我只能猜测两点：一是袁枚为地方父母官，然徇私枉法私情太多，说不上清廉正直。二是袁枚对女人是不顾封建社会的约俗，恣情纵欲，态度太过表露。更有甚者则是人们认为他另有龙阳之癖（就是断臂山的意思啦）。

这些指控似乎争议也颇大。说他为官几年买下隋园，一定是贪污。其实这随园地处当时的“荒山”，就算是曹家产业，也只是不好的一处吧（跟今天南京市找出来的随园旧址，不见得是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父母官，干个几年买下比平常人大一点的一处房子，就情就理也不算太过份。何况当是是清代盛世，国富民强，不是天灾人祸之时，说不上收刮民脂民膏，搞得民间水深火热，亦不能算是大贪官。循私枉法部份，袁枚肯定自己不觉得有什不对。法律不外乎人情，情理法，情字为先，他倒是主动将这样的事记载在《随园诗话》里。没见过有人会把关说徇私的事自费出版，当作风雅的。现例举一案的是是非非，其中《随园诗话》是这样记载的，我翻成白话，看倌可以自己判断一下：

掌管苏州的孔南溪太守，严明果决，威武不能屈。有一青楼女子叫金蕊仙的，犯事被关了起来，身边没有一个人能为他说话，于是就遣人来我这里希望我能帮她关说。我跟她不熟，只是点头交。但我捉摸她的话，判断如果我不假装跟她有特殊感情，孔太守那里恐怕不会买帐。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孔太守说，老夫一生淡泊，没什么追求，只是喜欢风花雪月的事，对此就像着了魔一般 。今年春天，到江淮一带寻花问柳，但此间花名在外的妓女，大多是徒具虚名而己，实在不咋滴，和他们一块吃酒玩乐真没劲头。只有金蕊仙，千娇百媚，对我有情有意，是他们这帮俗人中的枝头凤凰，于是我们一起去邓尉赏梅，最后彼此依依不舍告别。今天，我接到金的一封信，说他因为别人的事被牵连惹上官司，可能要面对酷刑罚。这事情的是是非非，大人自有判断，且大人通情达理，在下不敢置喙干涉。只是我念这样女子，风尘滚滚，波逐随流，也许真是因为轻信愚蠢，所以最后走头无路。听闻大人是圣人再世，有侧隐之心，能悯飘零女子，我希望大人不要对她施以杖刑击脚。这种交际花的恩客很多，什么人不认识？完全可以找有钱有权的贵冑来关说，但却老远找到我这个住在荒山僻壤的老人，可见大人威声在外，公正严明，我真可以为之请命了吗？

末以一首元微的特赠予大人：‘寄语东风好抬举，夜来曾有凤凰栖。’

后来孔太守回信说：“凤鸟曾栖之树，托抬举于东风，唯有当作召公之甘棠，勿剪勿伐而已。”我们的书信在江湖上一时传为佳话。

凭以上所记，可见袁子才是一怜香惜玉，又不拒结交青楼花妓的人，即便冒关说的污名也要去保护弱女子，不怕惹上那些是是非非，实在是能通花间情语之人。他记下这事，肯定是觉得此乃风雅之事，应与人分享，毫不觉得有啥不对。

像这样风花雪月的记载可多了，再一则如下：

广东珠娘，皆恶劣无一可者，余偶同龙文弟上其船，意致索然，问何姓名?龙文笑曰：皆名春色。余问何以有此美名？曰：春色恼人眠不得。

说广东珠江一带的船窑妓女，长得极为恶劣。有一次我和龙文兄弟上了船，觉得意兴索然，正想问船女花名，龙文弟说，不用问了，她们都叫“春色”啦。我说为何都叫这个名子？龙文打趣说，哈哈，春色恐怖吓得人睡不着。

她对女子的身体，就像他对美食一样，穷究得很深，对古书中某些词句非常感兴趣，也不避讳，一则如下：

古乐府“碧玉破瓜时”，或解以为月事初来，如破瓜，则见红潮者，非也。盖将瓜纵横破之，成二八字，作十六岁解也。段成式诗：“犹怜最小分瓜日”；李群玉诗：“碧玉初分瓜字年”；此其证矣。

也就是他最少从古来同好间悟出，享用女子身，最佳的年龄是十六岁。别说我像道学先生，我实在想象不到一个大诗人能这样写文章，对这种血淋淋的词用得那么大方自然。古来不是没这***裸讲性的书，像《金瓶梅》的情节不知比这个大胆可怕多少倍，但人家可是用的笔名写作，而我们袁子才却是名满天下的才子。这只是冰山小角，五十年中，袁枚还好纳妾，对风月女人，对豢养女人毫不避讳，一生都在追寻能文能诗的女人。你见过哪个大文豪会写这样的事？再一则如下：

余屡娶姬人，无能诗者，惟苏州陶姬有二首云：“新年无处不张灯，笙歌元宵响飞腾，唯有学吟人爱静，小楼坐看月高升。无心闲步到萧斋，忽有春风拂面来，行过小桥池水活，梅花对我一枝开。”

袁枚的风流他自己并不隐讳，时常拿出来讲，就算是追逐风雅，尺度亦算是很宽了。可以说，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性情中人是不会错的。他的风月之事，有些即便是现在看来也是很触目心惊的。押妓赋诗就不多说了，时江南文人多游妓院，坐拥金陵粉黛，左抱一个秦姬，右搂一个吴伶，喝花酒吟诗作对，当时是一雅致的事(多好的时代哇，哪像现代，表里不一，人五人六)，如果妓女自己能诗会画，那就更是受到文人追捧。日本艺伎，就是受到唐朝妓风的影响，讲求色艺双全（别再骂人家日本人有艺伎这方面的问题了，咱中国是人家这一套的祖师爷）。流连青楼妓院，是社会名流经常干的事。所谓风流两字，在古代比较接近今天的风月两字，是有雅兴在其中的，没有今天人们想得那样不堪。

但袁枚这样的人，一定受到很多道学之士的诋毁，特别是关于龙阳之癖的传说。有人将他的诗文拿出来推测。说他曾写下：“人各有性情，树各有枝叶，与为无盐夫，宁作子都妾。”“周公所制礼，立意何深妙，但有烈女祠，而无贞童庙。”“夫狎我者，爱我也。”人们认为这些句子是有“那个”的意思。陈存仁更是另解他的诗文，觉得下面之句极为可疑：“平生每好居人后，今日还应让弟先”。我见了只能一声长叹，实在是断章取义者也。

袁子才的一生，不求闻达于官场，急流涌退，志在乡野，而终日饮食男女，对声色美食的追求化为艺术的境界，是盛清时代纵情声色犬马生活艺术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