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路難《為了共同體而寫作》

（本文乃《字花》第二十期「現實作為方法──李維怡專輯」的專輯啟首語。）

記得李維怡當初拿到台灣的「聯合文學小說新人奬」（2000年）時，便曾向朋友開玩笑說那筆奬金是「不義之財」，並二話不說，將奬金拿出來支援一些想搞「另類」文化活動的朋友。她並在〈得奬感言〉中這樣記述自己參加的「另類」文化活動：

「收到得奬通知這一天晚上，一群朋友在榕樹頭──就是故事裡那個怪爸爸失蹤前常去下棋的公園──搞了一個聲音＋影像＋劇場的文化集會。我也在當中做個小嘍囉，負責和警察叔叔們『打打招呼唱唱歌』。

一個平民夜總會式的活動，還有菲律賓女子和在公園溜達的伯伯出來跳舞唱歌，朋友和我便出迎『伴舞』。」

這段記述給我的印象相當深刻，因為我在字裡行間隱約感到某種跟香港大多數文學作者不同的取向和態度。或者更清楚點說，打從一開始，李維怡便不把自己定位為純粹的文學人或作家。對她來說，更重要的是她以行動親身介入的「另類」文化活動和社會運動。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一方面，這種態度決定了李維怡與香港文學界的關係，使她在得奬後的這九年間，始終以某種邊緣人的姿態徘徊於香港文學版圖的邊界上。縱然她持續不斷在各種香港文學雜誌發表創作，縱然她甚至幫忙組織過類似「詩．人．光影」的跨界別的文藝文化活動，但她卻始終自外於某些香港文壇的核心圈子和活動。另方面，這種態度又決定了她對「書寫」的理解。她說：「透過書寫，把自己綁在椅子上，好好的看看這個既美麗且恐怖的世界，希望多些關心和反省到社會上各種強弱勢的差異（以及自己身處其中的位置），然後想像一下不『一樣』的未來，並將這些和對此有興趣的人們分享、互勉、共同實踐……」她在這裡講得再清楚不過了。對她來說，文學書寫等同於一個中介環節，她在這個中介環節中凝望「這個既美麗且恐怖的世界」，並與某個她期盼著的別樣的人群連結起來。她「不過是一個想透過講故事來反省生活並想與人分享的人而已」。因此，重要的不單單是「書寫」和「故事」，更是某個她能與之連結起來的人群或共同體。在這種藉由「書寫」而引發的反省和連結中，我們才得以想像某個「不一樣」的未來。

李維怡在她的小說寫作生涯快要進入第十年之際，決定清點過去，以便更好地迎向未來。於是，便有了她快將出版的首部小說結集《行路難》。董啟章在他為這部小說集撰寫的序言中劈頭便道：「李維怡出她的第一本小說集了。我說『第一本』，因為我期待將來還會有第二本，第三本……。事實是，我們很需要李維怡寫的這一種小說，也需要像李維怡這樣的作者。」董氏講得不錯，我們是太需要「像李維怡這樣的作者」了。因為正正是像李維怡這類型執意要在寫作中貫徹和落實跟不同的人群建立關聯和共同體的作者，才能讓我們的文學寫作在地上紥根，讓我們的文學寫作重新與我們的社會以及生活其中的各式人群連結起來，共同迎向某個別樣的「將臨的共同體」。

後記：《字花》第二十期（JUL-AUG 2009）「現實作為方法──李維怡專輯」收入的文章包括：

李維怡：〈笑喪〉（節選）

陳智德：〈兩種自由與白色灰燼〉

郭詩詠：〈寫作，以克服：讀李維怡〈笑喪〉〉

「書寫的人」：李維怡──如何用小說減輕這個世界的重量